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创业公司为何逃离硅谷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封面文章称，虽然硅谷的种种问题导致很多创业者逃离到其他地方，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似乎并不会对其他科技中心形成此消彼长的促进，因为其他地方同样面临相似的问题。

　　以下为原文内容：

　　“这里就像文艺复兴时的佛罗伦萨。”提到在硅谷生活的感受时，人们经常会给出这样的描述。作为美国的科技之都，这里对全世界的经济、股市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全世界市值最大的5家公司中，有3家都位于从圣何塞到旧金山之间的这一小片区域。苹果、Facebook、谷歌和Netflix等巨头都将硅谷称作自己的诞生地和“家乡”，Airbnb、特斯拉和Uber等新模式的开拓者同样如此。湾区已经成为全世界第19大经济体，排名甚至高于瑞士和沙特阿拉伯。

　　硅谷不只是一个地方，还是一种观念。早在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大卫·帕卡(David 德Packard)将近80年前在车库里创办惠普之前，那里就是一个充满创新和独创思维的地方。在熊彼特所定义的好几轮破坏和重生周期中(包括芯片、PC、软件和互联网服务)，硅谷都占据最核心的地位。它的许多发明都很荒谬可笑，包括联网茶壶，以及向人们出售硬币以便在洗衣店使用的应用。但还有一些却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走向：微处理器芯片、数据库和智能手机等发明都源自硅谷。

　　这里集合了高超的工程技术、繁荣的商业网络、丰厚的资本储备、强大的高等院校和勇于承担风险的文化，所以，尽管很多地方都试图复制硅谷，但却很难取得成功。以创新中心的地位来讲，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真正与硅谷比肩。

　　然而，现在有迹象显示硅谷的影响已经到达顶峰。如果同事也有迹象显示其他地方会出现更加伟大的创新，那本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

　　硅谷巅峰

　　首先，有迹象显示目前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去年离开旧金山的美国人多于来到这里的人。根据最新的调查，有4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年离开湾区，2016年仅为34%。这些撤离硅谷、前往新地区的创业公司共同造就了“逃离硅谷”的趋势。

　　身为最负盛名的风险投资家之一，彼得·泰尔(Peter Thiel)也成为其中的一员。不仅如此，即便是留在硅谷的投资人也已经放宽了自己的投资视野：2013年，硅谷投资者将一半的资金投入到湾区以外，而现在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二。

　　这种转变源自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硅谷的各种成本大幅上涨。这里的生活成本位居全球前列。在硅谷创业所支付的成本至少比其他多数美国城市高出4倍。从量子计算到合成生物学，很多新技术所取得的利润率都低于互联网服务，所以，这些新兴领域的创业公司就更需要节省开支。

　　这还没有考虑湾区的其他不利因素，包括拥挤的交通、废弃的注射器和令人震惊的不平等现状。

　　其他城市的重要性因此得到提升。专门追踪创业数据的非营利组织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现在将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地区列为全美创业活动的首选地区，根据则是创业公司的密度和新增创业者的数量。泰尔也在向洛杉矶迁移，那里同样拥有生机勃勃的科技行业。菲尼克斯和匹兹堡也成为了无人驾驶汽车中心，纽约聚集了大批媒体创业公司，伦敦出现了大量金融科技公司，深圳则以软件公司为主。

　　然而，这些地方都无法与硅谷单打独斗。但将它们结合起来，却呈现出一个创新力更加分散的世界。

　　如果能有更多地方孕育伟大的想法，那理应是一件受人欢迎的事情。的确有理由认为创新的赛场变得越来越平等。资本的部署范围更广，可以照亮世界任何地方：科技投资者不再把目光着眼于加州，而是放眼世界来寻求闪光的创意。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理由支撑一个独立的地区成为全球科技行业的绝对中心。

　　从智能手机到视频会议，再到聊天软件，感谢硅谷科技公司发明的各种工具，才让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团队能够展开有效的合作。这有可能促使财富得到更加平均的分配，而思维的多样性也将得以加强。

　　硅谷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优异，但却极有可能成为被白人男性主导的单一文化领地。在创业公司去年获得风险投资中，女性创办的公司占比仅为2%。

　　巨头阴影

　　问题在于，虽然创新的领域变得更加宽广了，但公平程度却下降了。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科技巨头的主导地位。在Alphabet、苹果、Facebook等科技巨头的阴影之下，创业公司越来越难以吸引资本的关注，消费互联网公司尤其如此。2017年，美国第一轮融资数量较2012年减少约22%。

　　Alphabet和Facebook给予员工的报酬非常丰厚，导致创业公司难以吸引人才(Facebook的中位数年薪高达24万美元)。当创业公司的成功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实际获得的回报也并不比在巨头中安安稳稳工作拿到的报酬更高时，活力就会渐渐丧失——不仅是硅谷，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中国便是其中之一。中国大约一半的风险投资来自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使得这些巨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潜在竞争对手的未来前景。

　　创新遭到压制的第二点体现在西方政策的不友好性上。反移民情绪的高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收紧的签证政策，都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美国人新创办的企业大约有25%来自外国创业者。

　　事实上，硅谷最早的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政府的慷慨资助。但自从2007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各国政府对公立大学的投入都已经下降。不仅基础研究资金投入不足——美国联邦政府2015年的研发投入占GDP的0.6%，而1964年却高达三分之一——而且往往找错方向。

　　如果硅谷的相对衰落能够促成全球其他地方的崛起，形成几个可以与之比肩的科技中心，那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不幸的是，硅谷的巅峰更像是一种警示：其他地方的创新也会变得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