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厉害在哪？

　　今年以来，陆续写了这么多地域，唯有湖北最难写。中国的很多省份都有其明显的文化特征，山东豪爽，陕西耿介，湖南霸蛮，浙江灵秀，唯有湖北面目模糊，纵三镇簇拥，委实难以评说。当然湖北并不缺乏个性，但究竟是什么，却很难说清楚。我召集公司湖北籍员工开座谈会时，他们都意见不合，甚至有人直言：我是湖北人，但我并不喜欢湖北人。

　　含糊其辞者众，我只好专程赴湖北采风，于金秋时节领略“极目楚天舒”的辽阔，一趟走下来收获不小，思考更多。

　　这篇小文，我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梳理湖北和湖北人的前世今生，以就教于方家。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在中国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个区域，恐怕没有什么能比“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更深入人心。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湖北人的印象可能都来源于这两句话。中国写地域的俗语很多，例如“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等，但这些远没有九头鸟的影响广泛且深刻，也就“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差可比拟。

　　细品起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所不同。后者明显是褒义词，充满对江南风月的向往。而前者则面目模糊，意味深长，甚至连湖北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聪明机敏，这点我是认同的。我新华社的前辈，老朋友杨继绳就是湖北人，其聪慧、敏捷、勤奋都没得说，更重要的是敢担当，还青史以眉目，算得上新华社为数不多能够名留青史的大记者。

　　有人说九头鸟有九条命，寓指湖北人生命力强;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九头各有主见窝里斗;有人扯上先秦楚文化以及乡贤张居正的事迹，说张居正改革时曾任用了九位湖北籍的官员;还有人说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好勇斗狠，“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这句话说的就是“九头鸟”的野性;还有九省通衢等牵强附会之解……

　　但不管褒还是贬，总之“湖北人就是九头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记忆，已经深入人心，被大家所广泛认同传播。

　　说法很多，似是而非，但至少有一点大家是高度认同的，那就是湖北佬厉害，经商厉害，做官厉害，算计利害，打架厉害，读书厉害……反正挺厉害。

　　不服周的楚人

　　湖北人自古就挺厉害。

　　作为楚的发祥地，湖北几乎浓缩了所有楚文化的风采、文明与交错。自商朝起，湖北就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号称楚蛮，也就是楚国的前身。为开拓疆域，熊绎将都城由丹阳迁往郢都。

　　此后楚国都城虽历经辗转更迭，但都未出今天湖北境内，湖北这片土地上，无处不散落着古楚国的余韵，也见证了楚国从骄阳走向黄昏。楚地气候湿热、虫蛇出没，楚人由此形成了信祀好巫的民风，湖北大量出土的漆器与青铜器，复杂精美，具有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诸国属于“周”文化，楚国则是独树一帜，另立门户。以至于现在“楚”都成了一个形容词，痛楚、凄楚、酸楚、楚楚动人，这都是楚文化的重要贡献。

　　湖北话中有句俗语叫“不服诌”，就是不服气。

　　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不服诌”应写作“不服周”。说的就是周和楚的恩怨，在交通相当落后的古代，楚国和中原的纽带很微弱，楚人在周和商争霸时选择了武装中立，只是在周天子定鼎天下之后才进京朝觐，接受了封号。这就让周天子对这个迟到的蛮夷国家心怀芥蒂，无论是封号级别(楚王实际只是子爵级)，还是领土范围都极尽限制之能事。

　　对于楚，周始终怀恨在心，而对于周，楚国也始终若即若离，后来干脆自封楚王，和周朝彻底翻脸。不服周的典例当属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史载：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

　　这个问题问的相当不怀好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鼎之轻重，可以问乎?可楚王偏偏就问了，不仅庄王问鼎，后来楚灵王、楚顷襄王都一再“问鼎”，楚国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问鼎中原”这个成语也是这么来的。

　　楚国的强大让秦国都心怀忌惮，并将其视之为称霸天下的主要对手，应该说在战国很长一段时间内，论地盘、轮人口、论综合国力，秦楚是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双雄。秦国虽强，也奈何不了楚，两国长期对峙，周边的小国白天投靠秦国，晚上站队楚国，正所谓“朝秦暮楚‘’。

　　虽然楚国最终还是被秦兵踏破，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诅咒留了下来，事实也的确如此。陈胜号张楚、项羽号西楚、刘邦是沛郡丰邑(今徐州丰县)人，本属宋国，后楚灭宋后，刘邦也成了楚人。正是这三个楚人，给了秦王朝致命一击。

　　当然，楚国其实不止湖北，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都叫楚国。因此湖北和湖南都源于楚文化，只不过是湖北称荆楚、湖南称湘楚罢了，当然相比之下，湖北更多传承了楚文化的精髓，毕竟楚国的国都郢都就在湖北荆州。湖南人津津乐道的三闾大夫屈原，其实也是湖北人，屈原遭到排挤后才被贬谪到湖南，从中也能看出湖北的中心地位。

　　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中，荆湘本是一家人。从地形上来看，湖北与湖南连为一体。今天的湖北省，东、北、西三面分别为大别山、伏牛山、武当山、巫山，中南部为平原。与之相对，湖南省则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敞开为平原，二省连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地缘结构。

　　汉代时湖南、湖北还有河南的一部分统称为荆州。到了隋唐时期，又改称鄂州，今天湖北的简称“鄂”就是来源于此。到了宋代，天下分十五路，这里又改名为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湖北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到了元代，天下重新划分成十一个行省，其中就有湖广行省，包括了今天的湖南、湖北、广西乃至贵州的一部分，直到清朝康熙初年，湖广行省以洞庭湖为界一分为二，才形成了今天的湖南省和湖北省。

　　两湖分治是湖南近代崛起的重大契机，除了行政分开之外，更主要的是科举录取分开，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两湖分闱，在此之前湖广行省的科举录取名额不分南北，这对于广大的湖南考生简直是噩耗，相当于一个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同等对待，再加上八百里洞庭阻隔，波涛不测，很多人裹足不前，因此历年来湖南学子考上举人的数量不及湖北学子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分闱之后，湖南此后两百年人才辈出，星光璀璨，彻底改写了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晚清湖南重臣郭嵩焘认为,近代湖南人文鼎盛,两湖分闱应居首功。

　　但对长江流域最早也最重要的省份湖北来说，两湖分治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像甩掉一个小尾巴，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哪方面来说，都不足以伤筋动骨，毕竟湖北可是个好地方。

　　湖北是个好地方

　　从区位角度来看，湖北是个好地方。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版图中，南北的分野非常显著。北方文化包括中原、齐鲁、燕赵、秦晋等，范围再宽点，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和泛东北文化。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吴越、巴蜀，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毕竟以中国幅员之辽阔，不同地域的自然特征相差巨大，因此各地文化也气质不同，风格各异。

　　湖北虽然属于荆楚文化，但其实是各种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湖北的区位特点一言以蔽之，“不南不北，不是东西”。把中国拟人化，湖北就是中国的丹田。

　　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一方面，它也是南北文化交汇的核心枢纽。

　　在古代狭义的中国观中，河南是天下之中，具体位置就是登封。但基于更广泛的中国观来看，天下之中应该是湖北。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用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真正的天下之中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

　　且不说龟蛇锁大江的武汉，也不说“千万年，屏吾国”的襄阳，举一个县的例子——黄梅县，就很好的说明了什么是枢纽。

　　今天的黄梅默默无闻，仅仅是黄冈市的下辖县。但在历史上黄梅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都曾长期活跃在黄梅地区，形成名扬天下的“东山法门”，从此中国禅宗得以正式成立，因此黄梅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甚至有“佛教大事问黄梅”之说。除了禅宗，黄梅戏同样源自黄梅，后来传到安徽发扬光大。

　　为什么黄梅这个不起眼的县城能够在中国文化地图上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呢?

　　当年我给南昌做战略策划和市领导交流时，他曾讲到一个观点，叫做东南锁钥，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南渡北归之时，中原文明往南逃有一条通道，通道的第一站就是湖北，从中原到了湖北以后再顺江而下，黄梅就是南渡北归的那个渡口，对岸九江也同样如此，三国时期周瑜作为东吴最重要的将领，就是领军驻守在鄱阳湖口的柴桑(即九江)以应对刘表和曹操。达摩一行当年远涉重洋到达广州，从广州出发前往南京见梁武帝时，也同样经过了这条通道。所以这里既是移民迁徙的通道，也是风云交织的战场，更是一个文化交融、汇聚和杂居的大熔炉。

　　我曾经因工作到过黄梅，当时特地邀请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先生一叙旧情，探讨关于湖北这段南渡北归的历史。熊和我也打过不少交道，这位老兄真是才思敏捷，文采飞扬，七八两酒下肚，即兴提诗相赠，挥笔就来，我现在家里还挂着他当年送我的诗。这种“我本楚狂人”的名士风采，在当今中国可能只在湖北人身上能看到了。不止读书写书，此君身上还有着浓重的济世情怀，商界政界都人脉通达，也算是一个奇才。黄梅如此，宜昌如此，襄阳如此，武汉同样如此，整个湖北就是一个东南西北的大通道。

　　所谓南船北马，北边骑马，南边行船，湖北就是马和船的转换之地，自然形成了南北文化交融，东西人文荟萃的特征，甚至说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丹田，它是整个中国的枢纽和锁钥。

　　从物产角度看，湖北也是个好地方。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论物产丰富是没得说，汉江平原肥沃富庶，两江河鲜味极鲜美，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在这点上也比不过湖北。《洪湖赤卫队》里面唱到：“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此言诚然不虚。

　　在长江流域的所有省份中，湖北可能是优势最明显的省份，长江经济带在其境内全长1061公里，覆盖54168.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多达2750.1万。省会武汉作为与上海重庆并列的三大城市，左右逢源，成为来往长江沿岸城市的水利枢纽。将来，湖北能在中原省份中率先崛起，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长江这条黄金水道。

　　物产丰富的同时，湖北还有一句俗语：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说黄河有黄泛区的话，长江也有长泛区，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由于荆江段的河道非常的曲折，加之江水刚从三峡的束缚中奔涌而出，导致每逢汛期荆江周边地区极易酿成水患。在治水、修坝、建桥等技术没有成熟的时期，江汉平原就是水乡泽国的代名词，长江汉水一旦洪水泛滥，整个江汉地区一夜之间桑田变沧海，昨日天府转眼一派苍凉。

　　我在河南一文曾写到过黄泛区给河南带来的深刻影响，周期性的水患导致了泛区人朝不保夕的心态，无恒产者无恒心，只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放僻邪侈，无不为已了。

　　但长泛区跟黄泛区还有不同，黄河一淹就完蛋，长江却还能春风吹又生。每次洪水冲刷过后，当地地貌都会发生极大改变，要么使田地变成湖泽，要么使湖泽变成淤地，同时会带来很多肥沃的土壤，而且这种地貌变化非常频繁。导致江汉平原上土地和湖区秩序常常陷入无政府状态。农民之间对田土、湖权的争夺，只能用暴力分出胜负。因此以邻为壑，宗族械斗非常常见。这种一年饥荒一年饱的生态对于当地人影响非常深刻，“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一俗语中，涉及到的三个地名都在长泛区的范围内。

　　当然，这句俗语的产生，可能还和跟码头文化对农耕文明的欺压有很大的关系，明成化年间，汉水截弯取直，在入江口一带形成天然良港，汉口市镇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繁华的水路大码头，码头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商业文化，经商者自然相对精明，不仅精明，甚至还要内部排个座次，老实巴交的传统农耕文明自然看着极为不顺眼。而“又奸又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农耕文明对码头文化的嘲讽和回敬。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总听人说起甘谷，而且是一说起甘谷人，大家都摇头，说甘谷人不地道。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铁道线上的原因，甘谷人经商很早，因此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潘石屹就是那里走出来的名人。

　　凡是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在农耕文明眼里总是不地道。推而广之，今天流传甚广的关于湖北人精明算计的揶揄，可能也和这种心态有关。

　　天下荆襄，江湖武汉

　　提到湖北，大家总会马上想起武汉。

　　的确，今天的武汉一家独大，不止省内其他城市难以望其向背，甚至在全国都称得上头角峥嵘，“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格局的城市在中国都不太多。

　　不仅如此，今天的武汉也是一副睥睨湖北的气势，我认识的一个武汉人聊起武汉周边市县时，其语气和谈论东北铁岭差不多，既遥远又落后，在她眼中，武汉就足以代言湖北了。

　　武汉代言湖北，其实时间不长。

　　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这句话明确指出了襄阳之于天下、武昌之于东南、荆州之于湖广的重要性，讲湖北绕不开也这三座城市。

　　如果说湖北是中国的枢纽，核心的节点就是襄阳。

　　我第一次游历湖北是1982年，大学刚毕业，我第一份出差就是从四川到重庆再到湖北，顺水道过三峡顺流而下到宜昌，然后一路从宜昌、沙市到襄樊。一路走来，我对宜昌印象非常好，街道整洁，餐饮可口，而且街上的姑娘们很水灵。后来去了沙市印象更好，因为沙市曾经是租界，因此商业氛围很浓厚，中山路上，商店、旅社、餐馆、电影院应有尽有，非常洋气。

　　出了沙市就开始坐车北上，一路尽是三国古战场，后来到了襄樊，发现它跟江城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同，反而很象河南，口音、饮食习惯、民风都属于河南文化的覆盖区。姑娘相比宜昌来说，也略显土气。因此当时对襄樊(今襄阳)没什么感觉。直到后来深入襄樊做了很多项目后，才重新认识了这片土地。

　　从地貌上来看，襄阳和河南的南阳同属南襄盆地，只不过一者在南，一者在北。从大的地理分界线来看，秦岭淮河一线作为南北方的分野，从西向东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是汉中，二是襄阳，三是两淮之间的寿春。秦岭一线崇山峻岭、山路崎岖;两淮之间湖泊湿地众多，又有淮河作为防线;唯有居于中间的南襄盆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南襄盆地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位于鸡心的特殊位置，是中国中部的十字路口，连接南北东西的战略要地。北通中原，南抵江汉，东有随枣通道直达武汉。西有汉江河谷，是从中部通往四川的陆路必经之地。西北有武关通道，早在秦朝时，就是秦朝出征楚国的必经之地。一旦丢失它，就有丢掉半个中国的危险，在这个路口上，江汉地区乃至南方势力和中原进行过无数次博弈。无论是楚国问鼎中原，还是三国时期多方争夺的荆州，亦或是南宋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苦战，都是典型案例。

　　南襄盆地的最南端就是襄阳。襄阳也肩负着守卫整个江汉平原乃至长江流域地缘安全的重任，历史上，白起、关羽、岳飞、李自成等名将都曾在此鏖战。《三国演义》120回，有32回发生在襄阳。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至少有172次发生在襄阳，这个数字确实惊人。

　　南宋时，蒙古大军入侵，襄阳凭此一城，硬抗几十万蒙古军队，前后历时38年，双方死伤超过40万，《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死守襄阳城。小说虽是虚构，但襄阳之战却是真实的元灭宋最激烈的战事之一。襄阳大门洞开后，南宋王朝很快就一败涂地。襄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五年前，我去武当山做项目时，路过了一趟襄阳，深深地被汉江之美震撼，三千里汉江，精要在襄阳。汉江之辽阔丰满，我觉得不逊色于长江，襄阳之沉郁顿挫，也令人动容。

　　武昌之于东南，正如襄阳之于天下。长江作为连接整个南方的纽带，战略地位极高，而长江在湖北尚有天险可扼，一过湖北，江面开始变宽，无险可守，军队便可顺流而下，直取江东，能不能守住的分界点，就是武昌。

　　因此对于割据东南的政权而言，控制武昌及其周围地区是重中之重。整个南北朝时期，除了南北之争这个大主题外，南方主要就是湖北与江南之争，很多大规模叛乱都是从湖北发起，顺江而下，直指东南。可以说谁控制了武昌，谁就能控制江南，从中就能看出武昌的战略地位。

　　讲完襄阳和武昌，真正的湖广形胜，其实是在荆州。

　　荆州古称“江陵”，到了南北朝时期就改称荆州，我们现在可以在地图上明确找到的“荆州”也就是江陵市。在元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放射状辐射到全国。特别是唐代，中国的经济通道基本路线往北就是洛阳—保定—北京，往南就是洛阳—南阳—襄阳，从襄阳南下到达江汉平原和长江边上的荆州，然后在通过水路到达湖北湖南各个地区，就是这样的地理大格局决定了荆州长期都是湖北的行政中心。自古割据湖广地区的政权，大多以荆州为首都。楚国曾定都荆州400多年，南北朝时期的齐、梁、后梁都曾以江陵为都，隋朝末年的萧铣也曾以荆州为都。襄阳、武昌、荆州在湖北犹如鼎之三足，撑开了整个湖北的格局。

　　武昌的崛起，开始于元代，元代以前，襄阳是荆州的门户，打开襄阳，就可以控制楚地;但元以后，江浙开始崛起，要控制东南半壁江山，显然武昌的位置更加优越，荆州从原来的枢纽变成了武昌的门户。武昌所在区域就成为了一个大的节点和枢纽，辐射也比荆州更大。

　　到了宋代，武昌彻底实现华丽转身，从军事要塞转变成经贸中心，从此武昌以其强大的经济力，把相争数百年的襄阳、荆州二镇甩在后面，逐渐取代荆州成为两湖的中心。

　　曾经的湖北，襄阳、荆州、武昌三足鼎立，今天的湖北，却是武汉一家独大。

　　细心的读者可能早就发现，为什么我前文只说武昌而不提武汉?因为相比起古老的荆州和血性的襄阳，武汉实在太过于年轻。

　　直至清末，武昌、汉阳、汉口仍然分立，尚未形成统一的行政建制。在张之洞手上，三镇才开始合流，并在1927年正式合并为武汉，距今尚不到百年。

　　武汉虽然年轻，三镇底蕴却很厚重，武昌与汉阳不必多说，稍年轻一点的汉口，到了清嘉庆年间，也已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齐名的四大名镇之一，围绕三镇拉开骨架的新武汉，可谓气象万千。外地人到了武汉，第一感觉就是大。武汉之大毋庸置疑，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较劲比大的城市。

　　沿长江顺流而下有三座江城，重庆、武汉、南京，这三座都是名城，也是鱼龙混杂的大码头。相比之下，重庆更粗犷一些，毕竟那里的长江湍急，激流冲撞，声势浩荡，再加上袍哥文化，所以重庆的江湖气最重。

　　南京则完全是另一番风貌，南京虽然也是虎踞龙盘，故垒萧萧，但总觉得有些悲情，可能是因为南京经历的灾难太多有关，即使有王朝定都南京，也都是短命王朝。既然金陵王气都只能黯然收场，浸染南京的就只剩下秦淮八艳的脂粉气和一抹英雄末路的悲情了。

　　反观武汉，如果说重庆是江湖，南京是风月，武汉就是介乎两者之间的综合体。很多武汉人喜欢称武汉是江湖气最重的城市，但我认为武汉的江湖气是要逊色于重庆的，或者说武汉的江湖是一种圆融汇通，左右逢源的江湖。

　　重庆山高水长，地形闭塞，抱团性很强，武汉却很开阔，四面透气，八面来风，露风漏气。它更像一个江湖与市井的结合体，武汉人也彪悍，但这种彪悍多体现在嘴上，“婊子养的”不离嘴，脏话成了武汉甩不开的标签，但在行动上，武汉却是出了名的精明。

　　不止武汉，整个湖北都是如此，湖北人是有名的不抱团。山东人见了老乡眼睛都放光，广东人也很看重同乡情谊，温州人也同样如此，都是抱团一致对外。有些湖北商人做生意的时候会算得过于精，算帐时，把个人身家和一时成败考虑的太重，导致生意规模上起不来。

　　我认识一个在武汉做生意的老兄，多年前也风生水起，他是四川人，在武汉当兵，转业后下海从事地产行业。我一开始都不相信他是外地人，因为实在太精明了，简直是比武汉人还武汉人，他的发家史很简单，就是把账算死。20年前他在武汉郊区以10万块一亩的价格拿了几百亩地，先付定金。他不花钱做广告，只雇佣一些闲散人员去撒传单，几乎省去了所有可以省的开销，导致卖一千块一平米的别墅他都有钱赚。

　　一千块一平方米，十来万就可以买套别墅，再加上按揭，3万块钱就可以住进别墅区。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怎么能够把成本摊的这么低。但其实武汉不止他一家，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生意的，这是武汉的市民社会。

　　不止在生意上，在生活中，实惠也是武汉人相当重要的标准。

　　世纪初东湖论坛很火，我受邀参加过几次，有一次会议结束后，一位武汉老板请我到她的饭店送行。武汉饭店的场景真是吓住我了，大厅里正在承办一场婚宴，密密麻麻有上百桌宴席，一桌坐12个人，只要300块钱，菜谱上居然还有鱼翅，鱼翅真假暂且不说，但成本之低外人根本想象不到。这让我对武汉的市民消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武汉的特征构成了整个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饮食文化和饮食大军，最典型的就是过早。过早第一很便宜，从小学生到上班族，人人都吃得起;第二个花样品种繁多，多少小吃店都容得下，可以做到一个月不重样;第三端着就可以吃，一边走路一边吃饭应该是武汉人的绝活，这也是为什么热干面在武汉风行的原因，没有汤汤水水，方便端着吃。这充分体现了湖北武汉的码头文化，实惠到了一种极致。

　　再讲一个关于武汉的趣事，江城有一个共同特点，女人比男人厉害，从重庆、武汉到南京概莫能外，重庆的吴亚军，南京的董明珠都是如此，但武汉的女人更厉害。

　　在广东的老板界，有句传得很广的俗语：广东妹子要家，不管你外面怎么乱，我只要一个稳定的家庭;湖南妹子要情，毕竟湘女多情;四川妹子要钱，你爱怎么耍怎么耍，钱给我就行;湖北妹子是要命，敢爱敢恨，绝对不含糊。湖北女人要命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好哄骗。湖北女人太聪明，不像很多地方的妹子，三言两语就可以哄得心花怒放，湖北女人，你还没有开口，她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让你分分钟就失去哄骗的信心和欲望。湖北女人思维之严谨逻辑之严密，辩论起来，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的男人都自愧不如，更不用说哄骗的小伎俩。如果你碰到一个容易哄骗的湖北女人，要么就是她在配合你演戏，要么她就是一个假湖北人。

　　第二，两手都抓。湖北女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跟大部分地区的女性要么要钱要么要人不同，湖北女人是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很硬。赚钱少了，她看不起你，赚钱多了她会看死你，你在家里，她不省心，你在外面，她不放心。总之，娶了一个湖北女人，基本上就是请了一个女皇，你的一切，都是她的。

　　第三，豁得出去。湖北女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豁得出去，放得下面子弯得下身子。比如吵架，是骂是打还是摔东西，各种项目随你选，她都奉陪，不分时间地点，不挑周边环境，大半夜大街上，随时都能进入战斗状态，而且体力好斗志旺战斗力强。一般而言，男人都会缴械投降。

　　周围娶到湖北太太的朋友和我聊天时，我给他们总结了三大阶段，第一狼狈不堪，第二缴械投降，第三家庭稳固，他们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深表认同，总之一句话，湖北女人好像是伪装成女性的男人。

　　既然湖北女人这么要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要命，抢着娶湖北女人呢?

　　湖北女人首先是水灵，颜值上普遍过关，其次，湖北女人虽然有不太像女人的一面，但她们普遍洁身自爱，并且独立自强，像要求自己的男人一样要求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湖北女人在经营家庭方面，绝对是一把一等一的好手，有湖北女人的家庭，一般小日子都过得风生水起。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湖北女人一旦被迫从幕后走到台前，那个惊天动地的能量，那个长袖善舞的本事，是湖北男人都难望项背的。

　　我和一位湖北女老板是老朋友，算起来相识二十年。她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从芳华绝代到天命已知，她的个人史就是一部武汉风云录。

　　每次相遇，都让我不由感慨，湖北女人真是了不起。这次去更是惊喜，她的女儿也能独当一面了，这个小姑娘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直接被发配到一个偏僻的项目上，从前期开始驻场，一扎就是三年，环境之艰苦，根本不像常人想象中的所谓富二代锦衣玉食，直到去年才回到武汉准备接班。

　　此次我去武汉，这位女老板设宴接风，席间她女儿一直在旁边侍应，端茶倒水催菜，近三个小时不曾坐下。我不由感慨，一代新人换旧人，湖北女人真是厉害啊。

　　大舞台与小市井

　　武汉是个大舞台，但同时也是个小市井。

　　从俞正声主政湖北开始，做强做大武汉就成了湖北省的战略抓手。武汉也确实争气，不光吐纳整个湖北，而且向北拉动河南，向南直接影响湖南。搞得河南和湖南都颇有微词，只好选择做强做大郑州和长沙。今天郑州已经是气象初具，其铁路运输实力不差武汉，航空与水运各占胜场，郑州和武汉一坐拥黄河，一坐拥长江，形成了中国中部的双子星座。

　　相比之下，长沙就有些勉强了，虽然湖南人搞了个长株潭一体化，但城市的格局导致两者完全不在一个体量上。当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到：“湖南的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才留在长沙”。由此可见，武汉之大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很像上海。上海是滩涂，武汉是码头，上海吸引了全国的精英，武汉浓缩了整个湖北的精华。上海滩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各个地方来的枭雄们，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海人则退居二线，武汉也同样如此，风云人物大多不是武汉人。新武商和老武汉人甚至矛盾还挺激烈，很多新武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武汉人，没有老武汉人的毛病，我是新武汉人。然而金鳞岂是池中物，无论矛盾怎么激烈，这种风云际会，一朝化龙的契机，只有武汉才能提供。

　　我们说武汉大，不仅是人口多，城市大，更是一种内蕴的气象。应该说整个楚地都给人一种辽阔之感。

　　思接千载，神游八极，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湖北。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江河万古很容易让人产生关于时间的联想，这种大气磅礴的江河容易出名人，也总能出好诗。从屈原到闻一多，从苏轼到毛泽东，无论是不是楚人，都能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

　　毛泽东的诗作中，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就是《水调歌头·游泳》：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这首词不仅思接千载，用典精道，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两大工程，一桥飞架南北(长江大桥)和高峡出平湖(三峡大坝)。这两大工程对武汉乃至湖北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昔日的武汉之不便，现在人很难想象。

　　躺在江边上的大城武汉，却只有一座长江桥，即使到了90年代，情况依然非常恶劣。武汉人上班之痛苦也令人印象深刻，每次赶公交要跟着跑上两三百米才能抢上去，车上的乘客拥挤不堪，挥汗如雨还得摇一个半小时才到上班地。

　　要是想从武昌到汉口的汉正街逛一逛，更是和赶集一样，要提前一个礼拜做规划，早上七点半出门，单程预留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还要做好扒公交车门的准备。如果说贫困年代里，整个中国的城市出行都不方便的话，没有哪里像武汉一样，逛一次城要做好出一次差的准备。

　　不止交通不便，武汉还热。我当年坐火车经过湖北的时候，被人类第八大奇观所震撼。炎炎夏日，成千上万的湖北人搭铺盖睡在马路上、睡在露天阳台上，天作被地当床。并且还要提前去抢地方，洒点水，铺席子。长达三个月的夏天。武汉人就这样硬生生扛下来了。

　　后来我曾有幸领教过武汉的夏天，真是和蒸笼一样，我满脑子只能想起一句诗，这就是所谓的“气蒸云梦泽”罢!当年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打响时，正值酷暑，战场温度甚至超过了四十度，因中暑而丧失战斗力的日军比战损的还多。所以武汉人和湖北人为什么既精明又好勇斗狠?我认为跟生存质量和生存方式有很大关系。

　　恶劣的环境对湖北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曾两次到湖北采访，住在汉口新华社招待所里，晚上突然听到隔壁在吵架，而且是越吵调门越高，搞得我根本睡不着，只好过去调解：“老李你们夜半三更吵什么，有什么事平心静气再说嘛。”他们也很莫名其妙：“不是啊，我们在谈心啊!”我才发现湖北人的大嗓门真是不得了，可能跟气候的炎热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现在温和多了，所以说空调的产生真是伟大的贡献，把很多地方人的性格全部改变了。

　　全中国的火锅为什么突然一下兴盛起来，特别在广东人全部都吃开了火锅了，原来喝凉茶都压不住火气，现在空调一吹都开始吃火锅了。有人说，空调是违反自然的发明，对人不利，要我说啊，真应该把你送到80年代武汉的夏天去试试。

　　去湖北采访中，还遇到几件趣事。我曾采访了当时企业界的风云人物于志安，中国长动的董事长。这个名字现在已经鲜有人知，但在当时，他被称为最接近中南海的企业家，根据简单的广告照片，就带领工人试制出中国第一台手工拖拉机，采访过程中得知，他本来是山东人，退伍之后来了武汉，此人口才极好，滔滔不绝，一幅典型湖北佬的样子，这也的确印证了我的说法，武汉是个大舞台，谁都能在上面一展身手。

　　那一次湖北行程中，我还采访了时任省委书记关广富，当时的政坛有很多常青树，在位时间很长，而且退而不休。这类官能力大小不说，但都非常精通人情世故，关广富就是典型案例，我当时写《中国走势再访录》，和关广富谈了近两个小时，当然以官样文章为主。

　　当天晚上，他突然孤身一人跑到新华社招待所来看我，推开门第一句话就是：“小王，咱们是朋友，咱们聊天也不是正式采访。你一定要告诉我，广东发展这么快的经验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报纸上讲的那些，还是另有秘诀”?语气间满是推心置腹。当时小平南巡，我参与了其中过程，也如实对老关讲了我对广东的看法。关广富边听边不停点头，若有所思。所以说官场上的人，谁都有谁的不由衷啊。

　　惟楚有才

　　六省交界的湖北，是南北融合东西碰撞的大杂烩，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省份，像湖北这般经受全国性的地域文化冲击和洗礼。

　　明清时期的汉口，“商贾辐辏，杂有吴越川广风”。身处中华文明各路支系的交汇点，湖北人保留楚风楚韵的同时，也打上了临近省份的诸多烙印，长期的交融和进化，让湖北人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九头鸟。

　　湖北人有湖南人的书香气，不像湖南人的霸蛮。同为洞庭滋润，同享楚风拂面，自古书香鼎盛，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更完整地保留了南方人基因里的霸蛮。都是干架，湖北人是审时度势尽兴就好，场面上过得去就行，湖南人是要豁出所有死磕到底，出手就做好决裂的准备。

　　湖北人有江西人的精明劲，不像江西人的含蓄。同为码头重地，同拥千年商都，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比湖北人更多了一丝含蓄儒雅。同样是精于算计，湖北人是一手钱一手货当面算清，可以不占便宜但绝不能吃亏，江西人是可以月结，小账可以缓一缓，但算总账的时候，同样把算盘打得滴水不漏。

　　湖北人有重庆人的火爆气，不像重庆人的率真。同为四大火炉，同样嗜辣如命，脾气一样火爆，但湖北人发脾气既会照顾情绪也会兼顾形势，该发脾气的时候绝对不会放过表演的机会，但不该发脾气的时候，也能面色如常，压制怒火。最可怕的是，重庆人往往发完脾气就完事，湖北人则一般会心里记下这笔账。

　　湖北人有安徽人的勤勉劲，不像安徽人的谦和。同样是重农崇文，同样是勤勉上进，安徽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难得的谦和。多灾少田的安徽，稍有不慎就面临饿肚皮的窘况，求人就要懂得放下面子，相对于湖北人不愿求人也不轻易帮人的禀性，安徽人的容忍和谦和，让他们的勤勉得到了更丰厚的回报。

　　湖北人有陕西人的文化气，不像陕西人的敦厚。同为文明源地，同样文化气重，陕西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敦厚，既是对文化的坚守，也是对历史的敬畏。陕西人不会来事，更不是无事找事，但也从不怕事。如果说湖北人是一杯啤酒，看似气势磅礴，实际度数不高，那么陕西人就是一壶烈酒，表面风平浪静，入口烧喉蚀骨。

　　湖北人有河南人的聪明劲，不像河南人的变通。同为中国之中，同样四通八达，河南人比湖北人多了一份变通。湖北人虽然也善讨巧，但终有自己的束缚，不会破格也很难出格，而河南人的变通，上天可为龙，下地可钻草，在现实面前可以抛开历史包袱，但过于善变如同刀口舔血，稍有不慎就会害人伤己。湖北人的聪明大部分用于自己身上，如能变通到推己及人，一般都有大出息。

　　自古楚天一地，从来楚人多才，塑造湖北人性格的，最起码有三个方面：

　　第一，湖北拥有悠久的稻作文明，从楚国繁华到三国鼎盛，再到明清的“湖广熟，天下足”，湖北一直是农耕文明的重镇，尤其是江汉平原，耕读传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湖北人来说，读书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主题，要不读书，要不当兵，通天大道就这两条。这也导致了湖北经济武汉独大，但教育反而不是。各地都出状元。

　　第二，湖北是水陆交汇的通衢要地，这里面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湖北人善做生意，其实并非如此。直到晚清民国，湖北本地人在当地商业中的参与比重都非常低。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张之洞也认为：“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湖北人善做生意更多只是想象。

　　那么九省通衢给湖北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呢?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流通，这是湖北的灵魂。湖北人为什么聪明，纵向来看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横向来看，就是大流通带来的大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明开化。我的老家贵州，大山一锁，谁也出不来。而八面来风的湖北，天下风云际会，久而久之，湖北人想不聪明都不可能。

　　第三，湖北的自然生存环境及其艰难，尤其是武汉，其环境之恶劣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和蒸桑拿一样，夏天热死人，晚上冷死人，想安逸点都不可能。

　　但我走遍中国后发现，越舒服的地方越不出人才，没有拼搏奋进的必要，人自然慢慢退化，成了植物脑。相反环境越恶劣，越能激发人的血性和智慧。我曾沿长江顺流而下，天气炎热难熬，然而触目皆是草木峥嵘。植物和人的道理是一样的，人的忍耐力非常强，辛苦一点，日子也就这样过，但品格却磨砺了出来。今天中国的处长和司局级干部，湖北人比例相当之高，这也是一个明证。

　　春秋更替、兴衰沉浮，湖北曾因区域而兴，也曾因区域而衰。湖北是中国唯二既不靠海也不邻国，也不和任何靠海或邻国省份接壤的省份，另一个难兄难弟就是重庆。换句话说，在沿海崛起的时代，湖北乃至武汉，的确沾不上什么光。但沾不上光，湖北也不算吃亏，毕竟扼住了长江的腰部，湖北多年来的发展还称得上差强人意，正如它的GDP一样，排在全中国的中不溜，虽然比不过沿海省份，但比之周围的兄弟省份，还是强不少。

　　作为建国期间国家布置的中部核心工业基地，湖北在共和国的建设中，起到了应有的支柱作用，一直以来，湖北虽然也能稳住前十的位置，但多少褪却了昔日的光环。

　　湖北曾经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工业基础和明星企业，当前产业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和产品的转型升级，不如说是思维和体制上的更新换代。

　　武汉的重工业，与东北面临的问题极其相似，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东北重工业的沉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产业衰落加上人口流出，而武汉，坐拥全国高校数量前五、每年40万毕业生、武大华科等一批全国前十的著名院校，人才就在家门口。湖北在重工业上的失利，除了大企业病，更多的是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也有大武汉病，在后起之秀汹涌向前的时候，多少有点托大自封的犹豫。

　　轻工业方面，一度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的武汉，一面被天时地利都不占的江浙等地蚕食殆尽，一面被全国纷纷建立起来的轻工业品牌压得喘不过气，赚小钱赚快钱的小商人意识一览无余。

　　伴随高铁时代的到来，湖北的“流通”基因，正在重新焕发光芒。不同于古代的车船交通，人流、物流、信息量、金融流、科技流这五大流的汇聚，就是湖北的未来。

　　接下来，聪明绝顶又善于计算的湖北人，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方面，将展现出自己巨大的优势。这些产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技术至上，一个人一个项目突破就可能带动一个产业的振兴，不像传统产业需要大部队的联合作战。

　　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在现代服务业方面，更是得天独厚。在传统的商贸物流、现代的金融服务、前沿的科创文创，武汉都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如果策略得当，小则可以自称一核，成为中部六省的中心，大则可以借势过道武汉的长三角，问鼎中西部龙头。

　　当然，武汉还有一个大文章就是文旅，武汉的旅游资源，即使在文化鼎盛的中部地区，仍有明显的优势。在做大武汉的大背景下，周边市县统筹发展的同时，以武汉为中心，用一条旅游黄金路线将湖北串联起来，将楚风楚韵楚山楚水、南北交融东西汇合的文化特色，重新包装推向日渐兴盛的体验旅游大市场，必然会是全国一道独绝的风景。

　　极目楚天舒

　　前段时间我再次到访武汉，暌违数年，武汉真是每天不一样，气象和格局已经全出来了。原来仅仅一桥飞架南北，今天十二座跨江大桥如履平地，地铁轻轨比翼齐飞，这里面必须要感念当时的市委书记阮成发的作为。作为全球最大的江城，武汉的发展，远没有到头。

　　武汉现在人口大约1600万，但是这个城市的自然环境承载力还远没有到极限，武汉有可能成为全球唯一能达到五千万量级的城市，所以说我非常坚定的看好武汉。产业升级也好，先进制造也罢，乃至文旅，这些都是锦上添花，对于武汉这样坐拥超级腹地的城市而言，最简单粗暴的人口红利依然是巨大的机会。

　　然而喷薄的人口红利，既是机会也是困惑。在武汉2049年远景规划中，武汉被定为洲际中心城市，世界性战略节点城市，今天的武汉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江城，未来成为世界最大城市也是指日可期，但这座超级大武汉，真的能吸引并留下这5000万人吗?

　　今日武汉拥有82所大学，百年以上历史的大学就有五家，华科和武大在全国都拥有极高声誉，每年在校大学生百余万，这让武汉成了全国有名的高教重镇，然而尴尬的是，武汉的大学生往往一毕业就东雀东南飞，飞向深圳和北京。

　　即使现在的武汉人口仍然在增加，但怎么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让高教重镇变成人才重镇，是武汉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什么是城市乃至区域发展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提高吸引力?孔子在三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近悦远来。让生活在其中的人高兴，让远方的人向往。用我的话来讲，近悦远来其实就是“三生有幸”，生活的便利和舒适，生意的通达和兴旺，生命的丰富和多彩。一座城市如果能做到“三生有幸”，近者焉能不悦?远者焉能不来?

　　几年前去武汉，晚上在东湖与朋友把酒言欢，适逢中秋，一轮朗月高悬夜空，让我不禁触景生情，吟诵起了苏轼的《赤壁赋》：“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这是我喜欢湖北的真正原因，徜徉于湖北，一路上都在与古人唱和，就像我非常喜欢的《三国演义》主题曲中唱的那样：“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千年的英雄、美人、才子、渔夫、僧侣、商贩在此川流不息，一幕幕大戏在这个舞台上演。

　　无论地缘还是文化，湖北堪称中国的丹田，上下求索，左右勾连，内能化育精气，外能吐纳天地，生命于此处仿佛能打破时间的线性。当风流人物随大江滔滔东逝，唯有江流万古，江风浩荡，点滴沉淀下来的，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基因，这是湖北的幸运，也是中国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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