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靠外卖脱贫？

　　摘要： “只要肯卖力，就有钱赚。”

　　2018年底，乌鲁木齐纪检部门收到一条来自中央第六巡视组的问题线索：一个畜牧兽医站向贫困户免费发放的3300只土鸡，有2000只不见了。

　　纪检随即走访调查，发现贫困户要么查无此人，要么表示从未收到过免费鸡。后经核实，是兽医站站长私吞了这次扶贫专项资金。

　　不见踪迹的不只鸡，还有鸽。此前一年年底，刘强东来到保定市阜平县平石头村，说要给村里带来“飞翔鸽”扶贫项目，并担任名誉村长。他在微博上说：“五年内要带领全村家庭平均收入提高十倍。”

　　次年春夏两季，京东负责人至少三次宣讲过“飞翔鸽”项目，包括梅地亚全国两会新闻中心现场、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和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毕业典礼，煞有介事。

　　一年过后，记者去平石头村回访，一位村民说：“根本没看着过鸽子。”

　　自2015年起，我国开启了颇具历史意味的脱贫攻坚战，希望用5年时间实现农村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虽然提出这个目标时，很多评论表示太过艰难且不现实。但自“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一诗首次被邓小平引用时，这个百年目标就写入了我国最重要的规划之列。所以近年来，除政府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投身其中。

　　只是，即便排除了部分想浑水摸鱼的人，真正的扶贫工作，也并不容易。

　　这些年间，前有潘石屹回到家乡为甘肃天水苹果代言，后有万达对贵州丹寨投资21亿，接连试水养猪、加工茶叶、种植稻米。但无论是潘石屹还是万达，这些项目都不太成功。一年前，潘石屹深夜发微博说：“‘潘苹果’不好卖，我很沮丧，卖苹果咋比卖房子还难?”

　　这种沮丧，既伴随了中国贫困人口许多年，也伴随了有心投身扶贫工作的人们。好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来自孟加拉国的默罕默德·尤努斯曾说：“贫困并不是内生的，穷人的命运有点像盆栽，你把森林大树的种子扔到盆栽里，它也长不好。这不是种子的错，是因为没有给其足够的空间和土壤让其成长。”所以若想用一己之力改变这种情况，实在难。

　　然而最近让我意外的是，一个伴随了移动互联网渗透、智能手机普及、在传统城市结构中的边缘人群，成为了这件事的一个新答案。

　　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答案，既在狭义的农村，也在广义内的城市。

　　一季度结束时，这个行业新涌入了60万人，既包括农村贫困人口，也包括城市白领，包括中小企业创业者，也包括自媒体博主。好像曹德旺曾抱怨的那样：“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去工厂了。”

　　这是正在中国发生的变化。

　　01

　　写字楼拔地而起，创业公司一茬换一茬，北京的一切变化都很快。作为一名老北漂，李海刚见证了北京的变化。2019年2月，这名37岁、来自甘肃贫困县的中年男子成为了一名美团骑手。

　　和北京的速度相比，他的速度更来自“跑道”的纯粹——从早7点到晚10点，除了换电瓶，他基本不会出现在出租屋。因生活所迫，他老婆在内蒙古卖衣服，儿子在甘肃老家留守，一家三口一年才能聚一次。

　　在以前，还债、存钱、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是他终日所想，也是压在他身上的大山。想回家的心虽纯粹，可具体而艰难的实践，让他一眼望不到头。但如今的情况变了，每个月12000元的工资给了他底气，让他有勇气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成为骑手之前，李海刚自初中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当过保安，做过厨师，一次父亲癌症去世的短暂回乡——“治疗没有成功，还欠下不少债”，让他再来北京。再来，就成了外卖骑手。他也毫不避讳自己的目的：为了还债。

　　据《凤凰周刊》报道，“以前是7000元的死工资，现在送餐越多，挣得越多”。出多少力，挣多少钱，这符合这个退伍军人的儿子的性格。他也喜欢这种纯粹的工作，“只要肯卖力，就有钱赚。”

　　在李海刚眼中，这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不像之前我干的其他工作，工资都是固定的，有时候还要靠关系、看出身等等。但是当美团骑手，这些统统都不用管了。同事间的关系也比较简单，大家在一起没事时，会聊聊今天跑了多少单，有没有超时、投诉之类的，慢慢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相互激励的氛围，感觉大家目标和价值观感觉都很正。”

　　公平的平台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美团骑手。据美团发布的《2019年外卖骑手就业扶贫报告》显示，2019年，在美团平台就业的外卖骑手共有398.7万人。而像李海刚这样的骑手也有很多，398.7万人中，有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今，这些骑手中已有25.3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98.4%。

　　或许在大城市里的部分人看来，送外卖未见得是一件体面事。但对落后地区来此打工的人们来说，恰是这个不见得体面的工作，给了他们一条生路。

　　02

　　在落后地区里的人看来，外出到大城市打工，要比留守在小县城的家乡高阶一等。

　　在安徽省西北部，有座不知名的小县，不知名到乃至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会发现它几乎没有什么大新闻。唯二有些许热度的，一是词条上问——“临泉为什么这么穷?”。二是一则不太好听的形容——“一穷二毒”。虽然看似两件事，但实质上，“毒”也源于“穷”。

　　不过，在这座寂寂无闻的小镇里，却拥有230万户籍人口，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县。但就是这么多的人口，在2019年摘掉国家贫困县帽子之前，只有200多亿的地区生产总值。所以对当地大多人来说，出去打工，是赚钱的唯一出路。

　　一成不变的建筑，讲一世说一世的街头家务事与巷尾异闻，临泉的一切都很慢。现年36岁的蔡矿华就在这里来来走走，最后还是回到了这里。

　　蔡矿华出生自一个矿工家庭，从小在矿山上长大，目睹了这一片地区的贫穷。人们靠出售最天生也最廉价的体力，在设施简陋的矿井里冒着生命危险劳作。十多岁时，父亲在井下遭遇事故，几根手指被截断，母亲吓得失了魂。看到父亲的经历，蔡矿华决心绝不走父亲的老路。

　　但不下矿，蔡矿华的选择也并不多。在他身边，最普遍的工作就是服务员，像在餐厅端盘子，或是在KTV端盘子，或是在网吧守键盘，一个月收入二三千元。直到外出打工几年后，蔡矿华误打误撞成了一名外卖骑手。

　　2016年，中国外卖经济兴起，选择不多的蔡矿华成为饿了么进入安徽阜阳市临泉县的第一批骑手。2016年至今，已经四年了，而这也是蔡矿华做的最长的一份工作。

　　如今他每天的跑单量在30单到40单，一个月下来，收入在五、六千元。而当地的平均工资是4000元左右。甚至有一次冬天下雪，蔡矿华几个电瓶一起用上，那个月挣了10000多元。

　　这个收入让蔡矿华很满意。“我没有技术没有文化，这个收入已经不错了，比我之前在矿上工作好太多了。”

　　据《天下网商》报道，如今蔡矿华育有一子一女，靠着送外卖，撑起了一家四口的生活，也构建起了一种希望，就是在县城买一个大房子，和妻子、子女住进去，让一家人过的更好。

　　一个人的就业，背后却是一家人的幸福，虽然这种幸福看上去不足挂齿，但对有些人来说，这就是一切。

　　据悉，临泉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也曾做过不少努力。如中药材种植项目，牛羊肉加工项目，生猪养殖项目等，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发达城市的产业转移，拉动本地经济，这往往是最直接也见效最快的一种做法。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看似不起眼，单价不过十几元的外卖，竟成了当地解决就业问题的大户。而他们的收入，甚至远高于企业工人，这是政府规划中未曾预料到的。

　　事实上，像蔡矿华这样即便留守家乡亦可脱贫的人也越来越多。据《2020饿了么蓝骑士报告》，饿了么已累计为国家级贫困县提供了近30万个骑手就业岗位。在实现骑手就业人数最多的县域中，60%为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县骑手的平均月薪超过5800元，这远高于2019年全国城镇平均工资的3530元。

　　这些年里，我国采取了很多方法帮助人们脱贫，投入了上千亿的资金，上万亿的贷款，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不见得每一分钱都用到了实处、起到了效果。而日益兴起的移动互联网经济，通过外卖这个无需太多学历、背景和关系的行业，就解决了自己和背后一家人的脱贫，甚至成为了一个能够让他们致富的行业。“一人跑单，全家脱贫”，成了今天中国小镇里的街头巷闻。

　　截止2019年末，我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551万。而这个数字在提出脱贫攻坚战的2015年，是7000多万。这一成绩让人们觉得，到2020收官之年实现贫困全面清零，不再是一个梦想。

　　不过，这可能只是狭义上的贫困。

　　03

　　若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多水的扬州本该是座让人舒适的城市。来扬州以前，张绮以为工作机会应该不少，虽然比不上北京，但毕竟也是个二线城市，自己也毕竟是个程序员。但来了后才发现，扬州对程序员的需求并不大。而普遍工资水平也让他不敢恭维，基础岗位如保安和洗车工，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元。

　　现年24岁却一向佛系生活的他，本打算年后再找工作，但没想到碰到疫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可选择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房租要交，积蓄无几，生活要过，最后看下来，张绮觉得送外卖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累，但工资相比其他工作还是高一点。”

　　此前还没当骑手时，张绮天天点外卖，也遇到过不少情况。最极端的一次，点的饭菜超过一个小时送到。当时骑手跟他解释说摔了一跤，同在的朋友十分生气，张绮虽觉得还好，但依旧在心里认为：顾客点餐最基本的需求不就是让餐比较快地完整送达吗?

　　等到自己送外卖后才发现：时间真的很紧，也很容易出错。

　　一次送餐时，他不小心将一份酸菜鱼的汤撒了。还没等矛盾展开，张绮率先跟客户说加微信赔给他——一份酸菜鱼，48元。

　　对大多外卖小哥而言，这种情况本应尽力争取一下。张绮自己也说，“其实像我这种一单5块钱挣辛苦钱的人来说，不应该这么想。”但他还是这么做了。

　　好在后来顾客说不用赔钱，张绮觉得，他人挺好。

　　从2月至今，张绮已度过了3个月的外卖新手期，即便偶尔也会出错，张绮还是觉得能理解的人不少，“可能这和我认错态度好也有关系，知道做了我就认。”

　　原本想在扬州做程序员的张绮现在认为，不管是对着电脑还是骑电动车在外面跑，都是工作。

　　两个月前，他对《南风窗》说，“一些资深的骑手，基本全年无休。之前天天坐办公室看着电脑，按时按点下班，有周六周日休息，相比较而言，当然是骑手更累一点。但有句话说得好，‘怕累当什么骑手呢?’来干骑手不就是因为这里收入跟付出成正比，只要努力干，工资就不会出错。”

　　对于未来，年仅24岁、老家在河南的张绮还没想好。他说，也有可能当骑手得心应手了，然后就一直做这行。

　　一般而言，年轻人、特别是已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送外卖，容易被戴上“不求上进”的帽子。但实际上，像张绮这样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据《2020饿了么蓝骑士报告》，饿了么骑手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90后占47%。95后骑手增长最快，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年轻人就业的新选择。而在这些骑手中，56%的骑手拥有第二职业。拥有第二职业的骑手中，26%为中小创业者，21%为技术工人，4%为自媒体博主，1%为环卫工人。

　　04

　　无论是李海刚、蔡矿华还是张绮，都只是这个时代里的3粟。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是已带动了600万人就业的庞大群体。这些例子和数字，是一种韧性，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

　　我很清楚的记得，去年10月时，一个腾讯裸辞程序员在论坛里回复道：“大家有必要这么惊讶嘛?生活所迫转行是在所难免的啊。”

　　这件事在今天，或许也没有那么惊讶了。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既然思想存在于劳动之中，人就要靠劳动而生存。”不能说是不体面，不好说是不上进，只能说这是正在中国发生的变化。

　　如果细心，会发现今天许多餐厅门口会摆上两支捡来的长沙发，为的是给外卖小哥腾出块地方。最近几年，送餐比送快递来钱，都转来做这行。

　　这些小哥终日风吹日晒，在街上肆意穿行，远看是群灰突突的麻雀，近看，个个精力旺盛。把简易头盔挂到车把上，歪在沙发里抽烟，嬉笑打闹，摸扑克。等自己那单好了，一跃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