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给自己出了道难题：科技向善

　　11月11日，腾讯正式宣布升级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新使命愿景统一表述为“用户为本，科技向善”，新价值观则为“正直、进取、协作、创造”。

　　其中，关于“科技向善”的问题，吴老师于近日接受了腾讯研究院的采访，他认为随着社会的话语权逐渐向企业家转移，企业提出“科技向善”正当时。

　　具体的访谈内容，小巴附录在后，着急想看的，也可以直接刷到下面看吴老师的精彩观点哟~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做企业就几件事情：生产好的产品、合法纳税、善待员工、维护企业跟社区的关系，科技向善就属于第四个维度。

　　——吴晓波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2019年11月11日，全民都沉浸在“双十一”的狂欢中，阿里方面捷报频传。

　　一直以来，腾讯似乎与这份热闹并无直接关系。

　　尽管这一天是它的生日。

　　是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阿里当年恶作剧，但追根溯源，腾讯确实是在1998年11月11日正式成立的。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吹完蜡烛后，腾讯低调公布自己21周岁的生日愿望——“用户为本，科技向善”。小巴翻译下，大概的意思是：我想做一个好人。

　　这一愿景并不神秘，尤其是“科技向善”一词。

　　今年整一年，小巴就发现，凡小马哥所到之处，无论是在两会的提案上、《财经》杂志发文、他个人的朋友圈还是各大峰会，“科技向善”已成了他的口头禅。

　　但想做好人的，也不止腾讯一家。

　　9月10日，阿里在20周年公司大会上，宣布迭代自己的使命愿景价值观，其中一条愿景就是“活102年：我们不追求大，不追求强，我们追求成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

　　没有人会拒绝一家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巨头以“善良”为愿景，即便这只是一个愿景。

　　毕竟，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科技革命的发展，恶总是要比善跑得更快一些。

　　正义会迟到

　　互联网圈里有个羞于公开的说法，这个世界的第一桶金，大部分诞生于黄和赌。

　　1995年，当第一条信息高速公路通达美国时，人们就发现，第一批出现在“公路”上的垃圾，就是被乱扔的色情制品，那一年，美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6%。

　　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似乎都会伴随类似的情况。

　　公元前15000年，拉马格德莱尼洞穴的墙壁上出现了女性裸体躺卧的岩画，那时候用壁画记录信息的日子才刚刚开始;而比特币刚诞生不久，去中心化支付仍备受争议时，拉斯维加斯的脱衣舞娘就把支付码文在了身体显眼处。

　　谷歌的数据则揭示，尽管问卷调查中，只有25%的男性和8%的女性承认她们会看色情影片，但关于porn(成人网站)的搜索量比天气多得多。

　　吴老师在采访中也提到：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规范，或者来不及建立;也没有回馈机制，对“善”的褒扬以及对“恶”的惩戒都尚不完善。

　　1996年，针对色情制品在互联网流通问题的相关法律《通信规范法案》正式出台，距离美国互联网刚刚出现已经过去了12年。

　　2017年8月，在中国杭州成立了全球第一家互联网法院，开始24小时不间断地处理各种因互联网而产生的纠纷，而这距离中国第一场因网络“人肉搜索”而导致的命案，已过去了10年。

　　“科技向善”和“科技作恶”就像龟兔赛跑，“恶”作为兔子有天然的奔跑优势，“龟”则因为先天的滞后性，只能默默坚持等待机会。

　　更何况，在利益和欲望的驱动下，恶兔子未必会像寓言里的兔子一样，先睡一觉。

　　能让兔子睡觉、乌龟加速，帮助“善”实现弯道超车的，是那些掌握了技术权力的企业。

　　企业不能缺席

　　1877年，不堪重负的工人们举行了载入史册的五一大罢工，以抵抗工业革命的一大“恶行”——超时工作。

　　工业革命发展，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也无限拉长了人们的工作时间。

　　作为代表性技术成果——机器，在当时的企业主眼中，它是不需要，甚至也是不应该休息的。作为配合，工人每天至少要劳动14-16小时，甚至长达18小时。

　　迫于罢工压力，美国政府随后很快出台了法案保障了8小时工作制度，但企业主马上“下有对策”地出台了“计件工资”制度，将工作量与工资挂钩，迫使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加班劳动。

　　真正助力8小时工作制实现的，是1914年成立的福特汽车公司。

　　这个故事耳熟能详：创始人福特改进了生产方式，将过去的手工作坊式制造汽车改为流水线大生产，大幅度优化了生产率。

　　流水线大生产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它要求每个工人高度集中注意力，不断完成重复工作，因为一个环节的差错就能导致整个产品报废。

　　这一点，一个电量低于20%的工人，是无法做到的，于是，有助于工人得到充分休息的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大势所趋。

　　从某种意义上说，福特的这一举措，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科技向善”。

　　回到当下，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也意识到了“用户精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2018年，苹果针对“手机成瘾”问题，主动上线了“屏幕使用时间”功能，并允许为特定应用设置时间限额。

　　小巴的安卓手机里，还有特定时间屏幕变灰功能。

　　谷歌公司前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在实验中发现，把手机屏幕调成灰色，就能有效降低人们使用手机的欲望。

　　亲测有效。

　　类似的向善型修补动作里，腾讯也做过不少，比如“朋友圈三天可见”。

　　很多人吐槽这一功能是友谊的“小翻船”，但实际上，该功能还有另一个奇效——防止被“挖坟”。

　　挖坟是一个网络常用语，意指对过去黑历史的曝光。

　　这可不是单纯难堪这么简单，十几年前，国外网民就深受其害：

　　一位60多岁的加拿大心理咨询师因为40年前曾服用过致幻剂的事情在网上被公开，被美国边境卫兵发现后，失去再次进入美国境内的机会;

　　一位想做教师的25岁单身母亲在MySpace博客上发布了一张自己头戴海盗帽，举着塑料杯喝酒的照片，校方发现后，认为她不适合当老师。

　　互联网不会遗忘，海量的存储空间保存了必需的数据，却也剥夺了人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真可怕，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记录下来。

　　但我允许你三天可见。

　　如果能够批量删除，会更完美。

　　想善容易，向善难

　　当然，除了修补一些副作用问题，腾讯还有一些主动行善。

　　比如，通过优图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去帮助警方寻回被拐儿童，比如，和故宫一起保存文物等等。它计划在未来三年，完成10万件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精修，并与故宫共同推动数字化采集行业标准的建立。

　　但最难的抉择，往往是选择放弃。

　　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好人的标准，要看他在利益面前能否不为所动，而检验一家企业是否真的科技向善，吴老师给的参考标准如下：

　　当商业利益和向善发生冲突时，企业解决问题时的思考和行动如果还能是正面的，才能被定义为“科技向善”。

　　这题太南了。

　　企业既有利用科技发挥最大商业效益的原始冲动，又往往因此而忽略了用户的体验。

　　近年来反反复复的竞争，都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和数据依然被各大企业无休止地争夺着，与之相比，实现科技向善必要的利益让步和人文关怀仍显得有点苍白。

　　腾讯研究院访谈吴老师

　　如果20年算一个节点的话，互联网带来的成就和问题分别是什么？

　　吴晓波：互联网带来最大的改变就是行业迁移，具体而言是信息产业的迁移。我学的是新闻，我们系(注：复旦大学新闻系)今年建系90周年，但到今天，我们当年学的所有教材都已经过时，甚至整个业态都已经发生了转变，从新闻行业到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都在发生向数字世界的大规模迁移。

　　就像工业革命一样，大量变化在迁移过程中发生。经历爆发性增长之后，第一，是游戏规则发生变化;第二，是人本身对欲望的控制已远非原来的状态。比如，农耕文明时期的“善”和工业革命的“善”就不太一样。

　　农耕文明是熟人之善，五千里之外做坏事没关系，但在家乡是要善的，因为死后还要进祠堂;工业革命时期，城市里就不存在熟人之善了;而到了信息时代，变化速度更快，善的定义又发生很大的变化。

　　关键在于，法治和公共评判标准在这种变化中都滞后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规范，或者来不及建立;也没有回馈机制，对“善”的褒扬以及对“恶”的惩戒都尚不完善。互联网以成绩论英雄，成功本身最重要。就像美国女星伊丽莎白·泰勒讲过的，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这是当年好莱坞的法则，也适用于当下中国互联网。

　　过去40年，中国企业家积累财富的速度是罕见的。富裕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企业家影响力大增;第二，专业知识由原来的知识分子，向企业家或科学家进行了转移。

　　工业革命时期，学科和生产不如今日般高度细分，知识分子还能高度理解生产方式。到了信息化时代，知识分子对生产的理解已经非常有限，他们身为反馈机制的一部分，不再能有效推动社会前进。因此，企业家变成了社会的推动力量，同时又能够为自己代言。财富与话语权发生重叠，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您怎么理解科技向善？

　　吴晓波：我觉得现在提科技向善正当时。互联网已经渗透到所有的领域，需要建立规范和回馈机制。告别野蛮、告别动物性、进入到“人”的阶段以后，就该建立规范;规范本身又能促成回馈机制，二者是社会秩序的重构。一些人脸识别技术进课堂之所以会引起争议，就是由于规范缺失，有些事大家不知道该不该做，做的边界又在哪里。

　　善是一种体系，是规范和反馈机制。规范建立不是很难，提出问题才能有答案。但问题是现在反馈机制不健全，自媒体时代看似传播的门槛降低，人人都有传播的话语权，但人为制造的反馈也可以快速覆盖全网，而公众缺乏反馈的机会。

　　当然，现在的“向善”还是利益驱动为主——企业做任何善事，最终还是出于商业利益。当商业利益和向善发生冲突时，企业解决问题时的思考和行动如果还能是正面的，才能被定义为“科技向善”。

　　善是公共性的，科技向善短期内可能没有回报，也不应该先考虑回报，而要考虑公共责任。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做企业就几件事情：生产好的产品、合法纳税、善待员工、维护企业跟社区的关系，科技向善就属于第四个维度。企业应该自我约束，正如人要有教养，第一步就是克制。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关于科技向善，有哪些好例子？

　　吴晓波：人类进步是科技推动的，科技本身有大善的一面：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增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这个角度上说，所有的科技产品，本质上都是一种善。

　　但利益本身带有动物性，当善和利益产生冲突时，科技就会被利益驱动。工业革命时期，烟囱越多越好，因为可以赚钱;后来发现烟囱多了造成空气污染，但企业还是想赚钱。最终环保之善，是通过法治和技术进步来达成的。

　　过去20年没有提“科技向善”，而到现在才开始思考，客观上是因为互联网野蛮时代结束，企业如果还仅仅只是靠利益驱动，就不能再高速增长了。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说，人虽然自私，但最终也会贡献于社会。比如，一个人做鞋子并不一定是想做好鞋子，而是想养活家庭;但想养活家庭，鞋子就要做得好一些，最终还是做好了鞋子。所以向善肯定是对的，是一件好事。

　　您认为互联网在当今社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吴晓波：今天我们的生活被深度数字化了。在这种前提下，互联网平台间的关系就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平台间会基于各种考虑而相互封闭，这在前几年是讨论比较多的话题，但现在已经较少讨论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明白：没有绝对的“平台开放”。

　　过去曾有人倡导世界主义，认为国界不应该存在，现在看来已经不太可能，国家之间一定会有边界。如今一个大公司的用户和增长完全自成体系，也需要一个边界。平台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开放式”的，但平台间的开放需要规范，有规范才能管理。现在规范之所以没形成，问题在于各方还没有达成共识。

　　您觉得科技向善会成为科技界的共识吗？

　　吴晓波：现在很多公司都在用这个口号，没有企业会说自己不向善。关键还是在于有无规范和回馈机制：到底什么是“善”?一家企业带头向善，其他企业的“向善”和它一样吗?违反规范，要受到什么惩罚?如果没有建立起回馈机制，就不要空喊口号——毕竟大家都想当善人。

　　在治理角度上，企业内部可以考虑设立伦理委员会——提出问题、在公司里讨论、由委员会决定。再之上，互联网行业或者整个信息行业也可以有伦理委员会，来建立秩序，形成反馈机制。向善或向恶，应有相应的鼓励或惩罚。

　　您对科技领域有什么期待？

　　吴晓波：科技是工具，它能不断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人类的需求列表还很长。过去20年，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移动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改变最大，之后可能是人工智能、制造业的进化或者生物医学来扮演这一角色。就像传感器的发明带来了物联网，物联网又带来更多新的转变……信息革命本身变成了新的基础设施，它在不断推动着技术变革。

　　在这种推动下，人类的需求也发生变化。生产产品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但如果需求不变，满足需求的成本会越来越低。随着技术发展，我甚至认为任何东西都会冗余——物质会冗余，精神供给会冗余，甚至人也会成为冗余。我们应当想办法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