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焦虑|美国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只是表象

　　--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是产业结构和资源属性的差异

　　自5月19日中美贸易“休战”以来，关于美国提出减少“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问题，国内外媒体的讨论都不绝于耳。针对中国两年内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可能做到吗?以此为由掀起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到底是贸易问题，还是另有所图?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去扒一扒贸易逆差背后的真实原因。

　　首先，我们看看国内、外专业人士的认知和言论

　　4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批评美国政府对削减双边贸易逆差的错误认知，指出贸易逆差减少并不等同于贸易福利增加，同时减少对某些国家的贸易逆差不会改变美国总体贸易收支状况。

　　5月19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当天，刘鹤对媒体表示：“此次双方取得共识有其必然性，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两国经贸关系多年来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时间。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无人能挡，面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新曲折新矛盾，我们要冷静看待，坚持对话，妥善处理。”

　　5月23日，据美国CNBC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削减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它也违反了经济学定律。

　　因此，从上述的客观专业认知和观点中可以得出：

　　1)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减少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要求，是个“错误的认知”,因为贸易必须通过闭环系统评估其得失 ;

　　2)中美经贸关系中，关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这是结构性问题，具体来看是双方产业结构的差异和不同造成的;

　　3)“两年内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违反了经济学规律。

　　其次，我们看看中美产业结构和资源属性的差异

　　(一)中美产业结构的差异

　　中国产业结构现状：2017年，三次产业结构持续调整，服务业(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9%、40.5%和51.6%。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7年三次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4.9%、36.3%和58.8%，三次产业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4个、2.5个和4.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22.5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中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只占就业总人数的30%，居民社会消费总额只占GDP总值的35%。而且中国第二产业中房地产行业的产值就已经达到10%，其它大部分工业产值来自轻纺工业以及污染严重的采矿业、钢铁业、水泥业、化学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不到10%。

　　美国产业结构现状：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到60%以上。美国的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达到80%以上，而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只占GDP总值的1%，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GDP总值的20%左右。现代服务业占据产业链的最高端，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和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巨大的整合功能。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达到70%以上，居民社会消费总额占GDP总值的80%。

　　从上述产业结构中可以得出结论：

　　1)美国第三产业优势明显。美国第三产业的GDP占比80%以上，而中国是50%左右;同时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美国达到70%以上，中国该领域就业人数不足美国的1/2(只有30%);

　　2)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占比高。美国高新技术产业GDP占比是中国的2倍以上(美国20%，中国不足10%);

　　3)美国居民社会消费总额GDP占比高。美国居民社会消费品总额GDP占比是中国的2倍以上(美国80%，中国仅有35%)。

　　中国正处在发展中和上升期，正如***主席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因此，中国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目的就是要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并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传统产业结构改革和升级，全面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尤其是向高端制造领域发展。

　　通过对比很容易发现，中国发展第三产业，以及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产业等是大势所趋。

　　先看第三产业。

　　从习主席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新消费升级(强大的内需)正在倒逼我国的产业转型。而这一块市场，短期内仅靠国内当前的产业状况和产业结构显然是无法满足的，因此，美国等其它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能够在这块构成很好的补充(在博鳌论坛上，我国也一再强调继续保持开放、扩大进口、降低关税等)，这对于美国来说是消除贸易逆差的关键路径之一，当然也是中美贸易谈判重要砝码。

　　刘鹤接受央视专访时也表示：“中国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具有高度竞争性，如果想在中国市场获得份额，出口国必须要提高自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让中国人民愿意买。中国不仅愿意从美国买，也将从全世界买。中国将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欢迎世界各国参加。”

　　简而言之：我有超大规模市场，我也愿意开放，你(美国)得有我(中国)需要的东西。

　　再看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

　　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崛起的重要路径。但在美国眼里，中国就是个“世界工厂”，现在要跑出来发展高科技，这将是一个重大威胁。美国为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一定不会坐视不理。比如，此次遭美国制裁的中兴通讯，就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企业之一(连续8年全球PCT专利申请前三，拥有6.9万件全球资产性专利;作为5G先锋，拥有2000+件5G核心专利)。

　　然而，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于美国而言是焦虑过头了。因为高新技术产业，更加强调全球化分工，尤其是ICT领域，从上游元器件(芯片)到整机，再到系统解决方案，都需要根据自身(本国)资源特点和属性去做好分工和协作。全球第一块芯片就诞生在美国，芯片产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个领域美国有很深厚的积累，我们必须认清差距;另一方面，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全球通信设备行业“四大玩家”中的两家(中兴华为)，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中国人的勤奋和努力(非洲等欠发达国家到处都是中国通信人的身影)。因此，中美相互协作才是产业发展之道，否则就是两败俱伤。

　　(二)中美资源属性差异

　　首先，美国在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具有绝对优势，以及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上游产业链)。

　　其次，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不可比拟的“超大规模”(市场、人才等)优势(也称之为“战略资源”)，以及逐渐形成的全球供应链“枢纽”的地位，成为资源、信息、资本、秩序等在全世界流动的必经之路。

　　从全球产业链分工来看，基于中美两国不同的资源禀赋，只有闭环才可持续发展，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正是因为如此，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才出现了很多人看不懂的逻辑：“美国限制裁高科技(制裁中兴)，我用大豆、高粱打回去”。因为资源属性的差异，美国首先把自己的优势(高科技上游产业链)拿出来当战略武器;那么于中国而言，也就不客气了，“超大规模”市场兑现为一种能力，在这也可以被当做“战略纵深”来使用。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贸易逆差”从奥巴马时代就耿耿于怀。而美国完全无视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和资源属性差异。美国一直想通过制造业回归来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这其实就是个悖论，因为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本身就不高(10%左右)。

　　“美国应该通过压低能源价格和推行自动化，把数百万就业岗位拽回来吗?这样做的话，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疲软，影响美国对华出口，引发中国抛售美元，抬高美国国内利率?”--康纳《超级版图》

　　实际上，美国想要制造业回归的真实目的应该是“高端制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担心中国的制造业崛起，并由此，限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如中兴公司等企业。

　　最后，我们看看不可能实现的“美国两年内削减2000亿美元逆差”，以及这场贸易争端背后的“美式焦虑”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拿着一个Excel制的彩色电子表格，内容列出美国可以对华输出的项目，与中方谈判：

　　天然气、飞机、农产品、及计算机业服务等。

　　美国2016年对华输出数字为1698亿美元，要削减2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逆差，几乎等同要求美国在2年内对华输出翻倍。即使实际数字没那么夸张，但也意味美国要一下子大量增产，才有可能达成目标。但问题是，美国手执的天然气、飞机、农产品等名单，有可能达到目标吗?

　　1)天然气

　　以天然气为例，中国在今年(2018年)2月与美国签署首项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的长期合同，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在3月时提到中国可向美国进口更多液化天然气，减少两国贸易逆差。但即使中国愿购买更多，美国也恐怕无法提供。因目前美国只有两座液化天然气输出工厂正在运作，另外4座要到2020年才能投产。若按当前天然气价格计算，若中国把美国所有可输出的天然气买断，也最多只值200亿美元。

　　2)飞机

　　以飞机为例，美国波音公司目前已有四分之一的飞机卖往中国，但截至2017年波音在全球有5800架飞机等待起货，预料需7年时间才能完成。尽管波音公司曾宣称可以稍为调动生产线，让中国一年内可多买10架飞机。一架波音飞机价值1亿至3亿美元，每年多买10架也只是数十亿美元的增加，距离2000亿的数字仍非常遥远。

　　3)高科技产品

　　这就是“美式焦虑”的关键点。其实高科技产品出口，是最简单、有效解决贸易逆差问题的方案之一。以芯片为例，2017年中国输入总值2601亿美元的芯片产品，美国仅占其中的3.9%。若然美国愿意出口更多，中美贸易逆差的数字将可更轻易取得平衡。

　　因此，基于这一点，美国是焦虑和纠结的，一方面希望减少贸易逆差，一方面又担心中国以此为机会在高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至今拒绝有关提议，令中美今天的贸易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美国对中国有着高科技的优势，却集中向中国抛售农产品，无法出售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图利。所以美国再向中国卖多少吨小麦大豆、多少架飞机、多少吨天然气，始终不是办法。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参、众两院，以及美国国内不同势力常常打架，导致对华科技产品出口和政策摇摆不定。一面美国政府提出要严厉制裁，另一面美国企业和厂商欲哭无泪(中兴通讯的设备有25%-30%的零部件是由美国企业提供，包括智能手机到通讯网络设备。美国禁令，导致美国供应商股价大跌，部分企业股价跌幅超过30%。据可靠消息，中兴在2017年向美国211家出口商付款逾23亿美元)，预测销售额大幅下降，不得不裁员和缩减预算。

　　“中兴事件”就是典型，目前中兴通讯已经是“全球四大”通信设备商之一。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节点上，中兴恰恰因为少数几名员工和干部的工作过失以及公司管理流程未落实到位，被美国趁机当作贸易战的筹码进行勒索。由此可见，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和崛起，是焦虑的。

　　其实，关于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是美国在贸易逆差里的“舍近求远”。从全球产业链来看，只有“闭合循环”才能产生收益和效益。以苹果手机为例，美国设计(含芯片)、中国制造和生产、产品在中国销售获利，并且再回到美国消费者手里，在这样一个闭合循环里，不能单纯凭哪一方的出口和进口额度来判断谁更有利、谁更受伤。

　　奥布斯特费尔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4月23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那种相信“除非总出口超过总进口，否则一国将从贸易中失利”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谬论”。将一国总体贸易顺差等同于贸易福利是错误的，将双边贸易逆差视为从贸易中失利更是错上加错。文章指出，双边贸易结构反映基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国际劳动分工，一国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并非只来源于顺差。例如，美国进口铝产品导致了贸易逆差，但更便宜的进口铝材料会促进美国飞机出口。因此，限制铝产品进口不仅会伤害美国飞机出口，也会降低国际劳动分工的效率。

　　综上所述，“美国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只是表面现象。美式焦虑是其背后的真正原因：

　　一方面是美国无视中美产业结构和资源属性的差异，造成的认知错误。

　　一方面是美国自身原因。霸权主义心理、单边主义策略、封闭的产业合作方式，将自己逼进“贸易逆差”的死胡同里，还天天吆喝着，让中国为他们的贸易逆差埋单，这简直就是一种强盗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