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新人，现金为王

　　当36岁的美卷儿在年初选择重回大厂，在和HR谈薪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薪资包里，现金部分要有10%以上的涨幅”，至于曾经能让大厂人身价倍增的期权，已经被美卷儿“无视”。

　　“期权是你对公司有信心的情况下，才会去争取的，但现在互联网变化剧烈，个人的职业生涯就更加动荡，又怎么能把期待放在期权上呢?”

　　GAP一年，这是35岁选择重回大厂的美卷儿，在入职新公司时作为“大厂新人”的觉悟。

　　资深猎头张磊告诉字母榜(ID：wujicaijing)，如今，像美卷儿这类大厂新人跳槽谈薪时，希望薪资结构尽量降低期权比例，甚至P7及以下的非技术岗位明确不要期权，或者期权在整个薪资包内仅占几万元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

　　经历过2022年的中概股大崩盘，2023年腾讯、阿里、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巨头市值继续缩水，随着股价下行，大厂原本用于激励高级别员工的“现金+期权/股权”的薪资体系，也成了“鸡肋”。

　　同样作为大厂新人，2023年校招入职字节时，章华曾听说，此前有同事将当年近20万元的年终奖全部换成了期权，“毕竟2021年前回购价还是每股48美元的期权，2021年涨了近两倍，比投基金、股票都更暴利。”

　　但这种用年终奖换期权的投资方式，对入职刚满一年的章华来说，却不再有吸引力。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年终奖低于16万元，买了期权就难以合理避税，说不定补得税比实际兑换的盈利还高。而能拿到高于20万元年终奖的技术岗，在全年应纳税的40万年包之外，期权的税率是30%，再算上用年计算的期权兑付时间，还不如拿现金省事。”

　　更愿意选择现金的另一重顾虑，在于为了“随时会来的裁员”提前做准备。在离职率奇高的互联网大厂，入职一年往往就能成为“职场活化石”，章华已经熬走了两任直属leader，跳槽时，前司的base(底薪)、公积金、裁员的n+1等，都会以现金为基数计算，离职后，期权回购也要打折扣。

　　近期，得物也因卡在期权归属期前对员工进行裁员，使“员工80余万元期权打水漂”的事件引发热议。某大厂HR告诉字母榜，“不少互联网中厂，在高成本员工的期权归属前卡点裁员，已经成为基本操作。”

　　与其期待一份难以如约兑现的意外之财，不如现金到手落袋为安，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大厂新人们的共识。

　　对于章华、美卷儿们来说，大厂早已不是过去“遍地鎏金”的造富场，当大厂开始降本增效，工作本身，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也许下个月我就被裁了，期权哪有现金香?”章华笑道。

　　A

　　“大厂校招入职一年，我攒了24万元。”

　　2023年3月，从某所985高校毕业的林彰，放弃了学校的保研名额，“读完硕士，我感觉可能就拿不到40万元年薪了。”彼时，面对手里的几个offer，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身在深圳的某家大厂，原因也格外简单，“这家给的年包价格，高出其他offer近20万元。”

　　尽管工作岗位的内容与他前几份实习经历不同，深圳也是完全陌生的城市，但对于林彰而言，“反正大厂都是要求造飞机，进去拧螺丝”，高薪成了最简单粗暴的offer选择标准。

　　为了给自己准备退路，林彰不考虑买房、供车，加上本科时期的实习工资、奖学金，还有入职后的工资，一年就攒下了24万元。

　　与其被优化后等着(期权)折价回购，不如all in 现金，入职大厂一年后，同样追求确定性的章华，没有用年终奖兑换期权。

　　互联网大厂“期权造富”的神话，在新一批的校招生面前按下了暂停键。对于拼命挤进大厂的章华来说，3年一签的合同，每年按比例和绩效发放的期权，相比起能实际揣到口袋里的现金，显得颇为遥遥无期。

　　在组织架构频频变动的大厂，章华在一年内已经送走了2个直属leader，对于能否在大厂待够3年，没人能给章华一个保障，甚至是他的直属老板。

　　更不用提，每年按比例发放的期权，想要让期权兑换，只能等着公司回购，但当大厂过日子也开始精打细算，回购期权也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首先是需要归属满1年才有回购资格，而且归属满了一年，也最多允许回购所属的50%。”而一旦离职，没归属的期权也就作废了，归属的部分也要等着公司打折回购。

　　此前，章华的leader在离职前申请了几次期权全部回购，但用真金白银的年终奖兑换的期权，“每次公司都不会全批，会留一部分。”最终，章华的leader本想离职前套现走人，但后来发现，作为年终奖的现金是独立计税，但兑换后就要和月工资累计合并计税，最终期权回购后涨的钱，也基本被扣了税。

　　现金至上，落袋为安，也因此逐渐成了更多大厂新人们的共识。

　　同时，即便是已经在头部互联网大厂几进几出的美卷儿，在每家互联网大厂都拿到过期权，也从未因为期权拥有“躺平”的资格。

　　在互联网红利期，期权曾经是挂在大厂人眼前的“胡萝卜”，代表着一夕造富的可能性。

　　以快手为例，根据快手招股书，截至2020年9月30日，4551名快手员工认购5.24亿B类股份，按开盘价338港元计算，人均持股11.5万股的快手员工，身家超过3000万港元。“2014年，阿里刚刚赴美上市，P7的工资加上期权，身家能飙到300万-400万元。”但期权想要折现，要经历授予、归属、行权和变现退出，张磊直言，中概股今非昔比，现在大厂员工的离职率高，大部分员工，要么等不到期权全部授予，要么期权价值至少蒸发50%。

　　“今年，大厂高P，跳槽也更注重到手的钱了。”张磊表示。

　　B

　　在打工人迷恋现金，期权不再“性感”的背后，大厂新人们，正生活在随时可能被裁的恐惧里。

　　“入厂”第4个月，林彰无比焦虑于“产出”。有好的工作产出，才能“打个好绩效”，这些都关系着林彰校招是否能够转正，“如果没转正，工作时间不满一年，应届生身份也没了，再找工作也没有优势。”

　　但作为大厂庞大机器下的最底层，“杂活、脏活肯定是躲不过的。”林彰告诉字母榜，每天批量产出文档，上一个会还没开完，马上就被拉进下一个会，每天高强度消化各类黑话、新项目，而新项目刚做完PPT，写完需求文档，忙活了1个多月，项目最终没能上线也是常态。

　　在大厂降本增效的当下，往往是“一个人当成3个人用”，“人效比”开始被越来越经常地提起，林彰并没有因为是校招生而得到宽待，在和leader聊天时，“入职就能独立负责业务”也被划了重点。

　　最焦虑的时候，林彰会想“如果今天就是在公司的最后一天，我会做什么”，相比其他同事的工位上，要么摆放着讲究“发财”的绿植、不再“焦虑”的香蕉盆栽，要么用花花绿绿的盲盒造景，林彰的工位干净到只有一台电脑，一个水杯，外加一个用于午睡的抱枕，他时刻做好离开的准备。

　　“这对减轻被裁的不安定感，亲测有效。”林彰笑称。

　　当工作不再稳定，员工基于对公司的长期信心持有期权，似乎更难以实现。转正之后，林彰也习惯了攒钱，他干脆把住房公积金除了2000元以外的部分全提了出来，除了把钱存起来稳定生息，林彰不买基金、不买股票，更不会考虑内部换购期权，“现金拿在手里是最安稳的。”

　　如今进入大厂一年，上班下班打卡时间间隔12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林彰已经完全适应。4月体检，对比入职时，他多了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血尿酸增高等等新症状，林彰难以说清这些是否与大厂的工作有关。

　　而在大厂，被裁的焦虑对于新人们，似乎都“一视同仁”。

　　即便是辗转多个大厂，在GAP一年后选择重回西二旗，美卷儿也在入职4个月的时候，干黄了3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美卷儿仅用1周就写完了方案，但向上层层汇报的过程中，每次汇报都会迎来一波大改，2个月过去，最终项目被否决。

　　第二个项目，美卷儿试图争取与其他事业部共同合作，但“会后leader没了反馈”。

　　第三个项目，物料都已经全部产出，马上就要官宣，却因为合作的事业部业务调整，“拖了一个月后，直接架构调整，对接的整个部门都没了。”

　　距离转正仅剩不到一个月，美卷儿感到工作开始边缘化，直属leader对她的产出没有任何指导和建议。而在她以为试用期要考核不通过时，机会突然降临，美卷儿用1天写完了文档，迅速申请费用，距离转正不到20天，项目终于落地。

　　意外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并不以在其中努力工作的打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在GAP期间，美卷儿单个策划方案的要价从5000元涨到10000元，跳出大厂，她的每一项个人能力都有了标价，但在大厂内，这些能力，似乎都没有“老板”的肯定来得重要。

　　当工作本身不再稳定，相比起虚无缥缈的期权，现金无疑更能够为打工人提供一份安全感。美卷儿和HR谈薪时，也只要求了现金部分“给到一个满意的涨幅”。

　　C

　　当大厂光环褪去，期权激励失效，从把未来押注给公司，到信奉“现金为王”，大厂新人们不再信仰工作，甚至开始在工作之外谋求新的赚钱门路。

　　2023年3月，35岁的美卷儿被裁，卡在尴尬的年龄线。曾经她过手都是上百万、上千万传播预算，但被“毕业”后，为了开源，她在市集摆摊卖过饮料、上门喂过猫。

　　摆摊收入最好的时候，美卷儿一天能进账4位数，但回到家时浑身酸痛，累得没力气洗澡。除了做体力活，美卷儿也作为大厂的乙方甚至丙方，为大厂提供策划方案，从查资料，到写PPT、美化排版，6个小时赚了5000元，后来，美卷儿涨到了10000元。

　　尽管已经经营起了自己的小红书账号，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但2024年初，当再次收到某头部大厂的涨薪offer时，美卷儿还是决定“回厂”。面对大厂更丰富的资源支持，和更优渥的工资，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了十几年，美卷儿认为，如果再GAP下去，回到互联网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如果有机会去到头部大厂，为什么不做第二次尝试呢?”

　　不过，尽管回到大厂，美卷儿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小红书更新。“GAP让我知道，我一个策划方案就值10000元，所以老板的不满意，也不会再让我内耗了。”在离开大厂的一年间，她早已探索出了“不上班”的新生活方式。

　　对美卷儿来说，在大厂工作，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这次重回大厂，也是她计划下的最后一次“打工”。

　　章华也打定主意，要在离职前薅大厂羊毛，努力将大厂的工作边际效益最大化。

　　从实习期间他就开始在社交平台更新经验贴，在大厂博主的赛道里，也积聚了小几万的粉丝量。除了可以在粉丝群内接简历修改、面试培训，章华还能靠稳定的粉丝量接商单，“春、秋招的时候，靠小红书就能收入过万，平时稳定在2000-4000元。”

　　对章华来说，大厂已经成了他的流量密码，而即便被裁，“lastday知无不言”也能迅速聚集流量，“挂着大厂title，创业开手作蛋糕店也更好打广告。”

　　对于林彰来说，眼下努力攒钱，更像是为自己的人生准备一份“fuck you money”，是他一旦被大厂裁员后的退路。没有买房、买车的计划，除了旅行和日常支出，林彰的目标是“攒到300万就fire”，即便没有其他的理财计划，把300万存到定期，一年也能收入利息9万元，“可以靠着利息维持基本的生活。”

　　对于大厂新人们来说，当大厂红利消散，“光环都是平台的，现金却是自己的”。当35岁成为大厂隐蔽的劝退红线，大厂打工人们渐渐意识到，大厂只是一站，或长或短、总会到站，而依靠大厂，或者期权实现财务自由，越来越像是一场梦。

　　当“打工不能致富”成为共识，对于美卷儿们来说，“能赚的时候赶紧赚，赚不了了赶紧走”，或许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文中章华、林彰、美卷儿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