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

　　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

　　2018年12月23日，倪光南在北大光华论坛上的一番演讲，再次将柳倪之争推上了风口浪尖。类似这样的情形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经不计其数，无论是采访还是论坛演讲，“联想”是倪光南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本着“吃瓜”的心情，想八一八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事，顺手八到一篇2000年的旧文，原来早已经有人把这件事说得清清楚楚，至今竟然还有人争论不清。长文也分享给大家，吃得一手好瓜。

　　以下内容刊于《中国企业家》2000年2月

　　作者：刘韧

　　编者按：

　　我们为什么要“旧话”重提

　　柳传志与倪光南的恩怨纷争，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已是陈年旧账，而且在1999年已以联想解聘倪光南，倪光南“自我批评”了结，为何《中国企业家》杂志在新千年里还“旧话”重提?

　　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战争”还远未停息。联想15周岁刚过，2000年刚开始，一场“联想对中科院是否始乱终弃”、“柳传志容下容不下科学家”的新闻战又在传媒上展开，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可能是柳倪战争的“新版本”。柳倪“战争”什么时候是尽头?

　　因为我们清楚，类似柳倪之间的“战争”，也同样存在于其它许许多多的中国企业，困扰着其他许许多多企业家。这些企业和企业家远不如联想和柳传志“幸运”，因为联想在纷争中还在向前，柳传志在“心痛”中仍然开朗。

　　那么，柳倪之争幕后的全部真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种于人于己徒增烦恼，于公于私贻患无穷的中国式恩怨死活化解不开、难以了断?事实最有说服力，是认真把这些问题说清楚的时候了。

　　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置于整个公司利益之上，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很遗憾，柳传志与倪光南之间旷日持久、至今未息的“战争”恰恰可以左右联想这辆“战车”的方向。

　　失去倪光南的联想，就在大家眼前;失去柳传志的联想，无从想象。历史不可能回到1995年再按照倪光南的意愿重新走过，而柳传志今天的联想似乎比1995年能够想象的还要辉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想的员工坚决站在柳传志这一边，其实，他们是站在联想的利益一边，站在自己的利益一边。太需要富足的中国人今天终于明白了社会财富至上、企业利益至上、集体利益至上的道理，这是一个进步。无论如何，企业向前发展是众望所归。

　　中国太缺乏好的企业，联想是中国难得的优秀企业;中国太缺乏好的企业家，柳传志是中国难得的优秀企业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会站在柳传志一边，国家一定会站在现实地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企业和企业家一边。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不能感情用事，也不可能感情用事。

　　中国企业中的“告状”现象屡见不鲜，被“告倒”的人物屡见不鲜，“告状有理”的外在环境依然存在，企业在经济转轨时期，不规范的行为随处可见。因此，从历史经验看，倪光南“告倒”柳传志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否则，聪明至院士的倪光南不会“屡败屡告”。但是，有没有想过，“告倒”柳传志，联想将会怎样?没“告倒”柳传志，倪光南又损失了什么?

　　倪光南曾经是柳传志最真心相待的人，柳传志被倪光南誉为“十年难得的一知己”，这样的两个人，如何落到了“仇人”的地步?从柳传志方面检讨，是柳传志自己在联想中造了“倪光南这尊神”，后来，当他发现“倪光南这尊神”阻碍了联想发展时，他又不得不将“这尊神”拉下“神坛”，“神”当然要愤怒。从倪光南方面检讨，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柳传志、倪光南这场“战争”中，倪光南没有“告赢”。倪光南没“告赢”，难道柳传志就胜了吗?没有。这场“战争”没有胜者，不仅两个人的心都在“交战”中被扎得鲜血淋漓，而且还影响到了联想的发展速度。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最大极限地向前跑，还不一定能追赶上世界的潮流，哪能还有人为的“内耗”。

　　让一切都尽早结束，此为本文一次性将一切能公开的内容都公开的目的。

　　1995年分手

　　1995年6月30日上午9时。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10号，联想集团总部六层会议室。联想中层以上干部200多人正襟危坐，气氛紧张。少数人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事，多数人不知道，但是已经感到气氛不对，不敢随便乱问。

　　会议室主席台仅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大家全坐在台下，柳传志坐在第一排这边，倪光南坐在第一排的那边。

　　联想董事长曾茂朝主持会议。他走上台，仅说了一句“会议开始”，就将话筒交给了科学院代表李致洁。李致洁代表科学院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

　　分歧

　　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行等问题提出了怀疑，这样一来，客观上使柳传志同志和倪光南同志二人分歧的性质有所变化，并日趋尖锐。在院领导的直接参与下，通过做工作，双方会上和会下交换了意见，都有过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表示了团结搞好联想的愿望。但对改变财务总监人选，倪光南仍认为不妥。从当时的情况看，矛盾暂时缓解，团结的目的初步达到。但要他们相互真诚的合作和支持，建立起真正的信任，还有较大的差距。

　　分歧加剧

　　今年四月双方在技术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工作安排方面，重又发生分歧，而且趋于公开化。接着，柳传志同志向院说明了他在管理上的原则;倪光南同志也不断向院反映他的意见，逐步升级，又提出了涉及柳传志同志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怀疑，并要求在中层干部会上公开二人的分歧，调整联想的领导班子。在此情况下，柳传志同志向董事会和院领导写了信，向公司级干部写了公开信，表示不能继续与倪光南同志共事。

　　由倪光南同志提出的问题所引起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柳传志认为技术要变成可卖的商品，认为倪光南还没有脱离研究所的工作模式和思维方式。分歧突出表现在ASIC和程控交换机的发展战略上。倪光南认为研究开发没地位，受压，受限制;

　　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最后由谁拍板?分歧突出表现在技术中心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上。技术管理委员会领导技术中心，决定立项，负责成果形成产品前各部门的统一协调。但技术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谁，由谁最后拍板没有明确，柳传志和倪光南都认为是自己;

　　三、资金运行有没有问题?倪光南认为柳传志做很多事不透明，院里和董事全都不知道，资金运行上、产权关系等经济方面，可能有重大问题;

　　四、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的内部机构调整。倪光南认为今年联想工作会上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为“软件事业部”是“取消汉卡”，是“打击”他。

　　问题的核心是在研究的战略上谁说了算，柳传志同志在经济方面有没有重大问题。

　　调查结果

　　经过调查：

　　(1)在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了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

　　(2)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联想正在大亚湾建立板卡生产基地。

　　(3)关于联想的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

　　(4)“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为了发展联想的软件事业，根据汉字系统在市场中的实际状况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

　　(5)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处理意见

　　我们认为在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的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的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又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

　　柳传志同志和倪光南同志二人在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都有突出贡献。他二人曾团结工作、优势互补，给联想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给其他科技企业树立了榜样。今天的状况，令人惋惜，令人深思。柳传志同志作为联想的主要负责人，对联想的发展做出了主要的贡献。希望柳传志同志领导联想，为实现2000年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为使联想更好发展，院将对董事会进行调整，加强董事会的工作。一个大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今后应将董事会的工作规范化，建立起必要的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并加强协调和沟通，以保证公司经营管理能高效运行。

　　在李勤代表联想董事会宣读解除倪光南总工和董事职务后——

　　柳传志发言：

　　感谢院调查组为了我的问题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给了我一个清白的结论。

　　想当初

　　自1984年开办公司以来，我们经过的风暴无数。本来面对着用心血凝筑成的联想大厦，创业者们应该感到欣慰，并为互相的友谊和信任而感到自豪;然而正当公司高速发展，格外需要领导者精诚团结的今天，出了现在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在去年三月份总裁室开工作会的时候，在倪光南同志把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和他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是联想大厦的基石，希望他能够为了联想的前程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这封信，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当时真是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想起当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我们的汉卡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公司上下近乎疯狂的喜悦;我想起1989年元旦，全公司的大会上我带领北京联想的全体员工遥望南天祝愿倪总在香港开发286主板获得成功，那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我不知道老倪是否还记得当发现ODI的芯片在主板上不能使用时急得嗓子都哑了的样子?是否还记得1988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总裁室全体在舞台上互相调侃引起的欢笑?这一切在我都是刻骨铭心的。(讲到这，柳传志马上讲不下去，开始哽噎，拿出手绢擦眼泪，停了几秒钟，柳传志将自己平静下来。)

　　我怎样对倪光南

　　我在几任公关部长就职的时候都有过明确的要求：“公司宣传个人只宣传倪总!”我把院里奖励给我的一套住房，宣布为院里奖励给倪总的。在1993年3月，写那封信以前，我不知道全公司上下，所有和我有接触的人谁听过我在任何一个公开的或私下的场合讲过一句对倪光南同志不满的话?当倪光南同志和别的同志发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为了顾全大局，我甚至明确地告诉那位同志：“如果再和倪总发生矛盾，不论什么情况都是你错。”当我硬着心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发现这个同志点头的时候，两眼含满了委屈的泪水!在1992年的总裁室工作会上，为保证对所立项目的督促和审查，总裁室和我决定由一名副总工主持总工办的工作，当倪光南同志提出反对意见时，总裁室和我竟然仓促地修改了决定，当向这位副总工收回成命的时候，为了避免他和倪光南同志产生矛盾，我牵强附会地把原因揽到自己的身上。

　　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休

　　倪光南同志在技术领域内有过人的能力，在具体的业务方向的判断上有特殊的敏感，他对年轻优秀的技术人员从不保守，对他开展的工作极其刻苦和执着。但是他没有摆正研究开发这个环节在整个商品转化中的关系，对具体的项目组也采取了粗放式的管理。即使是圣人也有缺点，而我的可悲之处是把和他的关系的位置估计的过高，而不敢像和其他同志一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我的信交给倪光南以后犹如石沉大海，在前后的一个多月之中，我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但是当我逐渐明白过来倪光南把矛盾升级到了向院领导告状说我去香港联想上市时有意让利给港方，把矛盾的性质逐渐推到了一个对抗性领域的时候，我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

　　倪光南主攻的是香港联想方面。香港联想日常主持工作的是香港人总经理吕谭平，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着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文化背景、世界观、管理方法都不同。所谓优势互补是瘸子要肯给瞎子指路，而瞎子要肯背瘸子。要做到这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在处理问题上要公平公正，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为是以我坦荡的胸襟，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坚决，注意反复沟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时的艰难。另外，“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的观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倪光南和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研究开发中心的指导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扩展到了方方面面。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从去年到今年，两次若干个问题，当倪光南同志和我在工作中意见分歧尖锐的时候，他就向院领导告我经济方面有重大问题的状，一个问题调查清楚了，解释完了就又来一个问题，不把我打入监狱绝不罢休。院调查组认为他是主观推论得出的怀疑，我则认为他是有意的中伤。

　　对联想集团的技术开发方向和路线及具体管理方式，我与倪光南同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总裁和总工意见不同是非常正常而且平常的事;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作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

　　李勤保证给我送饭探监

　　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我的工作是艰难的。最难的地方在于冒风险，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越过风险以后全体同志共享共同拼搏的成绩，如果越不过去法人代表就要代表大家来品尝苦果。我们两次受到惩罚的政策风险：一次是1987年为发放第一次承包后的奖金，为逃避所得税我们用支票换现金，1989年被查出罚款30万，我受到院审计局副局长陈冲同志的警告。一次是1990年，我们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被人告密。尽管全中国的微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进口的，没有任何一家交整机税;尽管有的厂家甚至靠倒卖批文为生，但是民不举官不究，我们那次受到了重创。当时的总裁室秘书陈淑华同志可以证明，我作为法人代表已经做了卖现房的准备，李勤同志分工保证送饭探监，但最后的结果没有那么严重，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比如税法、海关法、外汇政策等)是在不断地演变、完善。企业要理解在转轨期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不严密、不自给;国家也应该允许企业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转寰的能力。但这都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恶的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即使我们极其小心、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今年当院调查组又一次根据倪光南同志的控告对我进行调查时，我的态度一度是有些消极的。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痛苦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是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院领导、调查组的同志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明确表示对我的信任，总裁室的同志也积极支持我的工作。我在这里明确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的事业，是国家的事业，今天我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十一年了，让我的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请大家原谅(讲到这儿，柳传志又一次抽泣起来)。

　　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任重而道远，我愿和总裁室全体同志一道团结一致，积极上进，带领大家走向新的胜利!也是大家的事业，事关重大。我要么就不做，要做就义无反顾，不犹豫、不彷徨，坚决把总裁的工作做好。

　　支持倪光南自己办企业

　　倪光南同志和我分手以后，如果准备开办企业或研究所，需要从联想要人，此刻愿意去的同志或愿意去的部门，我都表示支持，经费经董事会和总裁室讨论后，也将尽力支持。如果倪光南同志准备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董事会和总裁将把他作为主要创业者来考虑他的生活待遇。

　　台下员工不敢出声，很多人惊呆了，不仅是因为听到要解除倪光南总工的职务，还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柳传志流泪，对很多人来说，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职务，没有见柳传志流泪震撼大。在联想员工心中，柳传志是永远坚实可靠的依托，他怎么能够脆弱到当众掩面而泣的地步?

　　倪光南不认为柳传志有什么好痛哭流涕的，在倪光南看来，“那只是表演”。“6月30号，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倪光南上告没告倒我，我反而将倪光南弄倒了。”

　　最后，轮到倪光南发言。倪光南异常镇定，仿佛刚才宣布的调查结果和撤职决定都和他无关。他缓缓走上主席台，开始讲话，声音不大，语调中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倪光南没准备讲稿，讲话内容像是信手拈来，最后又掷地有声，和柳传志大动感情，照讲稿一字一句念，形成强烈反差。

　　倪光南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以前学的计算机，也学过无线电。所以我当时刚开始工作时只会做硬件。但是后来环境有变化，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国外每个人有个终端，这样我就可以在终端面前学习很多软件的东西。回国以后，慢慢地适应就转向软件方面。所以我觉得工作环境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我这次因为免去了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这可能对自己还要认真适应改变的环境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可能对大家有帮助。比如说上个月北航倪教授他们那个国家实验室，他们做的多指令、多数据的的计算机，产品化有困难。我就提出，你的技术很好，但是产品化不如去把这个技术用到做高可用度的计算机，这就是个新思路。既有容错机的能力，又有多处理机的能力，他们也觉得很好。所以我觉得由于我的一些经验以及积累的自身能力，可能对大家以后的一些方面有促进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国内外的一些关系，公司、机构、还有一些人的关系，这些方面可帮大家做些工作、干些事情，其他的如讲课等也可以。

　　这次科技大会，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我们整个新时期的目标就是科教兴国。我认为责任不同、岗位不同、能力不同，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全心全意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这个大目标，特别是我们联想集团肩负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自己来讲，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最近因为公司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从不同的渠道外面有些反映，也问我，我回答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因为据说院领导在考虑分配工作的问题，我希望能将意见反映到院里，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倪光南发言结束，下面有零星的掌声，主要来自程控交换机部门。倪光南此前曾提出不要开这个会，愿意以健康原因辞职，理由是，这样处理社会影响比较小，对联想有好处。联想董事会没同意倪光南的意见。

　　此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开完会，10点多，柳传志回506继续工作，大家也都回去正常工作，未出现什么波澜，甚至都避免议论此事，这是联想的文化。

　　第二天，有记者采访倪光南，请他谈感受，倪光南说，这个事情现在不能谈。倪光南给这家报社写了一篇《十年之后中国软件是不是世界佼佼者》了事。

　　1995年以后状告

　　能告到的地方全告到了

　　柳传志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气急败坏：“一个调查没事了，又换个新内容调查，如果他老是瞎编，你们老要调查吗?我还干活不干?”

　　李致洁对柳传志说：“老倪这事，你还是做好思想准备，将事情查清楚对你有好处。”

　　倪光南不向记者说，他要通过组织向上告。因为党纪规定，上告材料这里无法公开，可以公开的是，能够上告的地方，倪光南几乎全告到了。

　　同样，按照党纪，有人上告，就要有人调查，有调查，就要有调查结果。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国家审计署、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先后都对倪光南上告柳传志的问题进行了调查。1997年8月，中科院更组织了院监察、审计、高企等司局，配备财会人员，由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带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结论是“所提四个方面的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有违法违纪问题。”经反复调查，科学院对事情有了底，科学院副院长严义埙现在很支持联想的工作，就是因为在调查柳传志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了联想，了解了柳传志。

　　香港联想是香港上市公司，按规定，不能接受国内调查，每次查到香港联想，香港联想港籍财务总监总会气冲冲地问柳传志：“这个调查你清楚吗?你要对这个调查负责任。”柳传志每次都有气无力地对财务总监说：“我清楚，我同意调查，希望你们好好支持。”

　　倪光南的上告不仅让柳传志委屈、痛苦、愤怒，也打乱了整个联想的运营，1997年是倪光南上告的高峰期，当时正值联想进行南北整合，因为倪光南上告，不先查清楚老问题，证监会不批南北整合，致使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工作推迟半年多时间，痛失最佳时机，造成股市上的巨大损失。

　　不将柳传志送进监狱决不罢休

　　倪光南上告遵守组织原则，一级一级往上告，他首先向联想董事长曾茂朝反映，柳传志在上市时逃走了1.2亿资金。

　　曾茂朝对倪光南说：“这条你不是要让他掉脑袋?”倪光南说：“我就是要将他送进监狱去。”

　　曾茂朝劝倪光南：“联想发展到今天不容易，罪与非罪的界限国家是清楚的，他够不上犯罪。你将柳传志搞下来，联想怎么办?”

　　倪光南说：“联想好办，找个年轻人。”曾茂朝说：“你来搞也不成，你没有柳传志那几下子，仅向银行借钱，你就借不来。”

　　曾茂朝曾经试图通过倪光南夫人劝倪光南，倪光南夫人对曾茂朝说：“王宝森都能拉下来，不信他柳传志拉不下来。”

　　以上对话，来自联想董事长曾茂朝的叙述。今天，倪光南矢口否认说过此类的话，他说，他“不会这样说”。这是一段令人胆颤心惊的对话，但愿它没有发生过。

　　倪光南上告期间，联想依然发给他每月8000元的工资，倪光南认为是“应该的”，他说：“联想副总裁退休后一般都会维持这样的工资水平，被解聘后，我认为自己是一种退休状态。”

　　柳传志父亲偶尔教训柳传志，只一句话就能让柳传志哑口无言，“想想你对倪光南事情的态度吧。”

　　在为人处事上，柳传志认为，凡事应该讲透，应该坦诚相待，柳传志父亲则担心儿子“是不是将人都考虑得太善良了”?在柳传志的逻辑里，两个人有“不同意见，正常;不同意见坚决不服，不正常，但可以理解;玩了命告状，这样的人很少很少。我恰恰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又是我真心对待的人。”“我坚决反对无商不奸的说法，我坚决认为做大事的人要讲信誉，我一定要将光明磊落做事的原则坚持下去。和倪光南的事情，能得到公司所有人的谅解，和我做事透明有关，如果我把着财务，别人都不知道，这事就很难说了。”

　　钓鱼台谈话

　　倪光南上告柳传志期间，柳传志约倪光南在钓鱼台公园谈过一次。今天，倪光南说他当年“也许应该灵活些……但我做人有原则，原则有时候很难灵活，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掌握，这可能是我这个年纪知识分子的缺陷。”

　　“我不能接受不向上反映的条件，我觉得我接受了，我就对不起大家。一定要上面有个结论才行，我不能满足于他的意见。如果我仅从我个人的利益考虑，这个事情不好说，我会有另外一种方式。”“也许我比较天真，我觉得我是董事，我是代表大家利益的。”

　　倪光南后悔那次谈话没带录音机，“如果我录了音，柳传志就麻烦了。没录音，我就不说当时的内容了。”后来，倪光南都带录音机了，即使和科学院副院长严义埙反映柳传志的问题，也会“啪”地将录音机摆在桌上。

　　1999年公开

　　1999年9月2日，上午9时30分，中国科学院7层会议室。联想董事长曾茂朝面无表情，语气冰冷地宣布——联想解聘倪光南，赠予倪光南新单位500万元。

　　柳传志没参加解聘会，这天，他要去科技部谈联想与曙光合作的问题。

　　倪光南也没参加解聘会，倪光南称，他没有料到9月2日的解聘。倪光南是8月底接到的解聘通知，他没料到的是“围绕解聘做的文章”，“我听到以后，觉得莫名其妙。”1999年9月2日之前，联想对倪光南问题不仅只字不提，而且讳莫如深，倪光南也不向外讲。外界不明缘由，只能从外表看倪光南总工下岗，柳传志春风得意，感情上觉得倪光南挺可怜的。

　　倪光南8月底接到解聘通知，他以为这只是联想对于他最近一次上告的反应，倪光南没料到联想会在9月2日的解聘会上，突然通过新闻界将上告一事公开化。

　　9月2日，倪光南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宣布，“联想无权解聘我。”此时的倪光南尚未从震怒中走出来，他说：“联想想搞臭我。”

　　9月6日，倪光南通过Internet向外宣布——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

　　联想董事会：

　　我接到了您们的解聘通知，请给我申诉的机会并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

　　我在担任公司总工的十年半里共做了两件大事：一、继承在中科院计算所的十年技术积累，主持开发了联想式汉卡(联想汉字系统)，于198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它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使公司在1989年底(即成立五年后)，从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二、运用在中科院计算所研制8位微机的经验，主持开发了联想系列微机，公司从1989年起在国际市场上推出微机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起在国内推出联想系列微机，在1992和1993年分别推出中国第一台486和586，于199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6月我被解聘后，在同志们的努力下联想微机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我在任职期间也组织同志们开发出了几十项拳头产品和国家级新产品。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顺致

　　敬礼!

　　倪光南上

　　1999.9.6.

　　倪光南称，他做总工期间，很注意培养罗征、许志平、贺志强等技术带头人，但倪光南认为，1995年，他从总工位置上被撤下来的时候，联想还没人能立刻接替他的位置。“如果我下来，还没有人能接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技术核心，那么在客观上，对公司的技术肯定有影响。”“10年总工，我管开发工作，联想新产品的数目、效益、得奖，在试验区肯定排在前头，我的工作已经得到了肯定。联想后期发展得很好，是公司应该有这个发展。历史不能倒流，我的工作已经画了句号。”

　　关于倪光南的历史功绩，柳传志斩钉截铁地称：“如果早知道倪光南会如此地告状，我后悔请他进公司。”

　　就在大家觉得倪光南有话要说，等着听双方论争的时候，1999年6月7日，就在倪光南发表《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第二天，风云突变，倪光南又通过Internet开展了——我的自我批评。

　　联想董事会：

　　这次解聘事件促使我深刻反思，觉得自己负有重大的责任。五十大庆已近，不能对节日气氛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决心作自我批评，尽快结束这一事件。

　　我认为经中央批准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应作为统一分歧的基础，其主要结论是：“联合调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

　　“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是基于当时客观条件和北京联想取得控股地位的需要，目前，港方已全部还清贷款和利息。”

　　这样，我将遵循这个报告不再上告。当然，过去我之所以上告是认为负债持股是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另外，1995年6月30日我被解聘时所宣读的、由院党组审议通过的《通报》认为：“倪光南所提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的根据，与事实不符”，把我推到了类似“诬告”的地位。此后院有关领导再也没有和我见面，直到1997年11月10日有二位领导找我谈话，名为传达院调查结论，但实际上他们向我说的仍是否定负债持股(有记录)，这样，我就不得不继续向上反映。我真正看到这个结论是在1999年2月12日院党组办公室给8位院士的复信上，按理这时我应停止上告了，但我却犯了偏激的毛病，因为不懂法律，看到了个别的例子，就误以为负债持股都要定为“国有资产流失”；另外一个动机仍是想摘掉“诬告”帽子，这促使我继续上告以致于引起了解聘事件，实感内疚。

　　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我也曾参加过统战部举办的理论学习班，但对邓小平理论还是学习很不够，不理解中科院调查报告对于负债持股的分析是在当时客观条件的正确结论，硬揪着“流失”不放反而是一种偏激情绪。

　　这里我想对您们提一点意见，您们在引用中科院调查报告时只引用了上面一段，而不引用下面有关负债持股的一段，我们大家都应该遵循这个报告。我愿在此：

　　1.向柳传志同志公开道歉，因为当我把负债持股作为“流失”看待时，实际上就错误地理解了他的动机。

　　2.从此停止上告，请有关部门对因调查造成的经济损失作出评估，我愿为所有首提过意见的同志们承担赔偿。

　　3.院领导有无可能将1995年6月对我所作的结论稍作调整，例如从“诬告”调整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类。

　　当前举国上下正在迎接五十周年大庆，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消除隔阂、团结一致。柳传志同志和我曾有十年左右的亲密合作，虽然近几年不幸发生误解，但总还是一小段。既然大家都不是为了私利，很容易在共同的目标下重归于好，“相对一笑泯旧怨”。即使今后不在一个公司，仍可以彼此支持，共同为“科技产业化”作出更大的贡献!顺致

　　敬礼!

　　倪光南上

　　1999.9.7

　　倪光南发布《我的自我批评》时，柳传志正躺在北京301医院中，秘书电话立即向柳传志汇报《我的自我批评》内容，并打印出来送到医院。

　　深夜，柳传志将《我的自我批评》看了好久，沉思良久。几度拿起倪光南《我的自我批评》，柳传志怎么都看不明白，倪光南怎么能赔得起因上告而引起的经济损失。

　　摊开纸笔，柳传志准备以个人名义，给倪光南写封信，这封信基本写成了，但柳传志转念一想，觉得不妥，因为没法写清楚。一、这封信首先要显得大度，但无论是联想，还是柳传志都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损失，大度不起来;二、这封信又要说的是真心话，不能假大度。

　　反复思量，四易其稿，柳传志最终决定算了，不写这封信了。柳传志最后以最概括、最简洁的新闻发言人形式回复了倪光南的《我的自我批评》：

　　联想集团对倪光南先生的积极态度表示欢迎，以前的矛盾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国家面临知识经济时代，正是用人之际，联想集团希望和倪光南先生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向前看，共同努力，为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不要500万，要个清白

　　1995年，解除倪光南总工和董事职务时，没谈到倪光南在联想的股份问题。随着倪光南上告愈演愈烈，联想董事会两次讨论了倪光南的股份问题，并在1998年，正式做出决定，不分给倪光南股份。1992年，1993年，联想内部划分股份时，倪光南所占的股份和柳传志一样多。柳传志说：“如果倪光南到1995年就停止上告，可以考虑给他股份。”

　　1999年9月2日，正式对外宣布解聘倪光南之前，联想曾讨论过是否给倪光南500万元，联想很多创业者坚决反对给倪光南500万元，但联想最后还是决定赠予倪光南500万元，原因是怕外界有看法。

　　倪光南很快表示，不要500万，要个清白。倪光南说：“这500万是不符合任何法制的一种钱，我不能要，要了会有很多副作用。”倪光南说：“我对联想是有功的。”

　　关于倪光南在联想的股份问题，倪光南说：“个人还是不提这个问题为好，这是自己保护自己，否则，人家会有很多误解，会有很多传闻，干吗要引起误解呢?就像工资待遇，自己去争，是不合适的。”柳传志承认，倪光南在“利”上向来是不争的。

　　这里面有个问题，让人摸不着头脑，就是“不要500万元和清白有什么关系”?该是自己得的钱，拿再多也清白啊。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要了500万元，就不清白”，也不是“不要500万元，就能清白。”清不清白，不在这500万上，在上告的实质上。

　　吕谭平细说“负债持股”

　　倪光南上告柳传志的内容很多，到1999年，能够拿出来说的只有“负债持股”一条，其它内容，倪光南《我的自我批评》中未提及，“负债持股”这一条被倪光南用来证明其上告不是“诬告”，不是空穴来风。倪光南再三指出：“我要的是一个结论，1995年的结论说不存在这个事实，我不能接受，我能接受后来的结论说有这个事实，但‘性质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纠缠不清的“负债持股”到底是怎么回事?以下是1999年年底作者在香港采访“负债持股”当事人吕谭平的实录。吕谭平时任香港联想总经理，1997年，被柳传志请出联想，自己创业。

　　“1994年香港联想上市，港方我们几个人要增资，我们个人没钱，柳总说，好吧，先给你们垫着，但你们要付利息。柳总要我们签好所有的文件，到时候还钱。”

　　“1997年，我离开联想，当时联想股价一块三，我按一块三，将股票兑换成现金，还清了欠柳总的钱，我不是等到今天股价20元，才还的。借钱持股的时候，联想股价也是一块三，我付了好几年利息啊。”

　　“如果不负债持股，我就要到外面借钱，借不来，大股东可以将我的股份冲淡，冲淡以后，大家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到一定打击。”

　　“在我现在的公司里，我也借钱给员工，让他们负债持股，他们要的是利益，我要的是他们的积极性，我觉得这很合理，不是谁占谁便宜的问题。”

　　“上市以后，我向柳总讲，我将股份卖掉还钱，当时的股价是两块多，柳总说，你别急，留着吧，好好工作，还利息就好了。我听柳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鼓励。”

　　“我感觉这些都很容易理解，不知道倪总为什么拿这个做文章。”

　　“国内太多人为了个人利益，在香港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会要推测我和柳总，也容易让人相信。我和柳总没有什么。我和柳总合作之初，在香港，我执意要送他女儿一件礼物，柳总推辞不过，对我说，吕总，你送我可以，但你个人付钱，我当场将发票撕了。从此，我再没送柳总礼物，太麻烦。”

　　“我一直不做台下交易，如果我们做头的不正，底下可以有多歪啊，不可能你做得不正规，其他人不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我做生意，钱要光明正大地赚回来，然后，光明正大地分出去。”

　　吕谭平称：“倪总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很有经验。”倪光南称：“像吕谭平这样的人，我看不起，他让香港联想亏损很多。”倪光南不同意柳传志“瞎子背瘸子”，初期离不开吕谭平的说法，“谁是瞎子，在硅谷，我比吕谭平清楚。”

　　倪光南说：“柳传志也不够义气，给了他们那么多钱，是不是值?柳传志不信任我，我们共同起家，那么核心的事情怎么不和我说，我当然会有猜疑。”“假如公司能规范性管理，公司上市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经专家论证，大家一致做出决议的事，没人能够提出异议，而我对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从1989年一直到我下台，公司没有开过一次董事会。”

　　柳传志、曾茂朝、张祖祥强调倪光南“最没劲的就是明明知道，称不知道。”柳传志说：“倪光南要是因为不知道，为了国家的利益，冤枉了我，我能接受。但是他明明知道。”“我和倪光南无话不谈。在香港，我和他住在一栋房子里，每天一起吃饭。在香港发生的所有事情，他全知道。尽管他不做决策，但是我作为朋友交心，作为烦恼也讲给他听，他全知道。”

　　柳传志承认，公司开始的时候，做事情的确没那么规范。“一个小公司董事会没有那么正式，大家关系都很好，沟通都是通过电话实现。倪光南事件后，公司再决定什么事都要开正式的董事会了。”柳传志苦笑着说：“在这一点上，算是老倪对公司的一个帮助。”

　　1984年交情

　　今天“恨得深”，是因为当初“爱得切”。不进入柳、倪十年“蜜月”，无法理解柳、倪一朝“反目”的创伤。

　　倪光南是柳传志请来的

　　1984年12月，中关村计算所主楼322房间，汉字系统研制组办公室，倪光南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忙着LX-80汉字系统向PC的最后移植工作。刚刚成立公司一个多月的柳传志、王树和、张祖祥敲开了322的房门，满脸堆笑地坐到倪光南桌前，邀请倪光南加入公司。

　　倪光南没太犹豫，就接受了邀请。倪光南说原因有两个：

　　一、倪光南1983年研制出来的LX-80汉字系统，授权4家推广，一直到1984年底，近两年时间，销量不到600台。倪光南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市场人才帮助他推广。

　　二、倪光南信得过这三个人。

　　倪光南、柳传志最密切的交往始于1974年在天津干校一起下放劳动，两个人分在同一个班，住同一间宿舍，劳动之余一起聊天。外在环境的改变使两个人的关系比在研究室里亲密了许多。

　　让倪光南难忘的是，一天晚上，熄了灯，大家躺在床上，柳传志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看过这部小说，本不会有兴趣听，但柳传志将整个电影讲得绘声绘色，前后讲了一两个小时，倪光南听得津津有味。倪光南从此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柳传志1970年进计算所，老听人说倪光南聪明，记性特别好，决定私下考倪光南一个非常长的方程式，柳传志假装不会，请教倪光南，倪光南提笔就写了出来。倪光南1960年大学毕业，10年不用的方程式还能记得如此精确，让柳传志佩服不已。

　　倪光南平素待人特别谦虚谨慎，年轻人和他说事，他都会站起来和人家讲。直到今天倪光南仍保持着这种谦谦君子作风。这些都给柳传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干校劳动，倪光南体力不大，但一点不娇气，发烧39度，照样坚持打场，不肯下来。柳传志感觉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都可以在灰尘里面咬着牙工作，吃东西时，苍蝇在旁边嗡嗡叫，也满不在乎。倪光南也欣赏柳传志坚韧不拔的信念，倪光南回忆说，“柳传志在干校劳动一直有低烧，查不清原因，但他能坚持劳动。”

　　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倪光南答应加入计算所公司时，提了上述三个条件。在倪光南眼里，当总工不算做官。倪光南还表示，钱、地位都不太在乎，最在乎的是将汉卡推出去。

　　倪光南提出这些条件的出发点是，尽量少参与和研发无关的事情，免得浪费时间。柳传志等人满口答应了倪光南的条件。

　　在办公室请完倪光南，柳传志还不放心，对张祖祥说，“咱俩再去倪光南家请一次，倪光南看来问题不大，关键是他太太，太太工作做不好，倪光南也不会来。”

　　柳传志、张祖祥两人在倪光南位于和平里的家里，又一次倾吐了如何重视倪光南之情，又一次表达了对倪光南这个人才的渴望。倪光南太太开始还不是太同意，后来，勉强答应了。

　　和信通争夺倪光南的心

　　柳传志请倪光南之前，倪光南和信通、深圳中航技都有合作。信通当时比计算所公司大得多，他们给倪光南投了七八万元，用于购置两台计算机，开发汉卡。

　　柳传志心里明白，倪光南和信通点头，和中航技点头，和计算所公司也点头，“只有我们自己多卖了汉卡以后，才能让老倪觉得只有我们和他一条心。”

　　所以，第一批200套汉卡，柳传志愿意承担生产任务，将元器件采购任务让给了信通。当时汉卡生产非常难，做印制板要跑很多家工厂，做了一次两次都不合格。在那时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汉卡的命脉。柳传志急于为汉卡多做事，通过为汉卡做事和倪光南紧紧地梆在一起。

　　汉卡做出来后，按协议，不管是谁卖的，利润都要平分。信通是大公司，业务多，没拿汉卡太当回事，也没好好卖汉卡，而计算所公司是整个公司扑上去，做推广，200套汉卡大部分是计算所公司卖出去的。

　　当时，柳传志强调的是“产供销一条龙”，他和倪光南一起出去推销汉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柳传志和倪光南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至今，倪光南仍称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支持他，不叫他小柳了

　　倪光南比柳传志大五岁，进计算所比柳传志早10年，而且，倪光南在所里是出了名的技术尖子，柳传志在所里属于“小字辈”，所以，即便在计算所公司倪光南也喊柳传志“小柳”，在倪光南看来，五岁的差距是相当大的，足以让他喊柳传志“小柳”。

　　1986年，王树和离开公司当所长助理，柳传志任总经理，倪光南为了表示对柳传志的支持，不叫“小柳”，开始称“柳总”。“我资格非常老，在公开场合叫他‘柳总’，是很大的支持。我不摆老资格，很快改口，开始还有些别扭，因为已经习惯当他是年轻人。”

　　尽管倪光南开始喊柳传志“柳总”，但是打心底，他依然认为他所从事的技术研发最重要。在公司里面，倪光南是一个特殊人物，他可以、也不愿意参与公司事务性的管理工作。按理，倪光南是公司的二号人物，应该参与讨论一些决策，但是，他可以拒绝参加任何他不想参加的会，只要他说“我正忙着开发”就行。柳传志们也想让倪光南全心全意地搞研发，就没有用公司的纪律约束他。开会迟到，柳传志可以罚任何人的站，但柳传志从来没罚过倪光南的站。倪光南压根儿就可以不去。

　　倪光南进公司追求的是将自己技术推广出去的平台，致于如何经营这个平台，在他当年看来，都是琐事，犯不着浪费时间。从根本上说，倪光南可以认为柳传志很能干，但柳传志的能干要是和自己的技术比起来，柳传志的能干又算得了什么。

　　倪光南产生这种想法不足为奇，因为办公司以前，柳、倪两个人地位太悬殊了，这种地位的悬殊其实是柳、倪后来产生矛盾的根源。

　　80年代，企业家几乎没什么社会地位，当时大家更多提的是“倒买倒卖”的概念，当时企业家的称号多半和“农民企业家”联系起来，而在当时，科学家的地位在“科学的春天”的吹拂下，日益提升。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倪光南很容易产生自己比柳传志强的认识，这种认识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潜意识。

　　柳传志的错误在于，在后来的十年间，不断加深加重了倪光南的这种认识。在对待倪光南的态度上，柳传志一直坚持“只要我能将公司调动得住，为了表示对倪光南的一种尊敬和礼貌，可以将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但是，柳传志忽略了，别人会将礼貌上的尊重当真。

　　倪光南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

　　柳传志曾经在公司宣称，“只要老倪说的都对，老倪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这些0只有跟着倪光南干才能出成绩。”倪光南说，他不太同意柳传志这种说法，但他当时没有表示反对。

　　柳传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倪光南在香港开发联想286主板，事前，柳传志再三叮嘱负责生产的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

　　倪光南等不得时间，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错。周晓兰和倪光南发生争执，周晓兰一定要求追查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

　　最后，柳传志不得不出场，硬着心肠对周晓兰吼：“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最终，柳传志将周晓兰调回了北京。

　　老汉卡是两块卡，陈大有和曹之江针对倪光南的老汉卡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并拿出了演示样品，但是此时，倪光南希望走另外一条路改进汉卡。

　　陈大有是柳传志在计算所的老师，曹之江是柳传志老同学，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开发的汉卡已经做出来了，而倪光南的改进型汉卡还只是头脑中的设计。

　　倪光南提出两个方案一起上。柳传志考虑再三，对倪光南说：“公司没有实力支持两个方案，他们的方案撤下来，上你的。”柳传志亲自去做陈大有、曹之江的工作。但这件事情对陈大有打击太大。陈大有也是计算所大牌科学家，资格比倪光南还老，柳传志当年请陈大有进公司时，就曾委屈陈大有给倪光南做生产，这在计算所体系内是不可能的，为了公司的利益，陈大有认了，但是，这一次……

　　袁宝玑研发的六型汉卡是软汉字，当时软件汉字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比较明显，但是，袁宝玑的软汉字也和陈大有的汉卡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柳传志此次照顾倪光南情绪，遏制联想汉卡向软汉字发展，使联想没有赚到在汉字系统应该赚到的大笔利润。相对于WPS、UCDOS，联想汉卡总利润并不算很高，总共也就两三千万，WPS、UCDOS论市场能力绝对不能和联想比，但其利润都远远超过了联想汉卡。

　　柳传志对倪光南的做法，好多副总裁有自己的看法，但大家都没有反对柳传志，因为柳传志威信太高，所以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宁愿认为，柳传志是在从大局上考虑。当时没有人对柳传志说，“你这样做不对，这不公平。”

　　倪光南很自豪：“从1984年到1993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倪光南比柳传志有名

　　每任公关部总经理上任，柳传志和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好倪光南。

　　有一段时间，倪光南一回到北京就要不停地填各种表格，因为公司要推荐他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柳传志说，他这样做是出于公司利益考虑。90年代初，联想迫切需要一个高技术企业的形象，高技术企业必须宣传高科技，宣传高科技，宣传高科技带头人最有说服力，所以倪光南顺理成章。

　　为了提高倪光南形象，联想拿出50万元，以科学院名誉奖给倪光南，然后让倪光南再以个人名义捐出去。

　　第一届工程院院士是单位推荐的，并不是选举的。柳传志找到曾茂朝，希望曾茂朝推荐倪光南。柳传志对曾茂朝说：“联想需要树立一面旗帜。”时任计算所所长的曾茂朝同意了，但同为科学家的曾茂朝没忘和倪光南说：“在学术上，并不是你在天上，别人都在地下，问题是联想需要你作为一面旗帜，陈大有就不比你差。”

　　1999年，解聘倪光南，曾茂朝对柳传志说：“这件事情现在只能由我来讲，你不能讲，因为，你过去对倪光南讲过的好话太多。而我有权，也有能力评价他。”今天最让柳传志尴尬的事应该是，有人拿着他当年盛赞倪光南的演讲，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张祖祥说：“当年讲了很多赞扬倪光南的话，这种赞扬是对倪光南成绩的肯定，也是为了班子的内部团结，表示相互友好的一种态度。开始，倪光南讲，嗨，我就是为联想做宣传，但是到后来，他真的当真了，以为自己是神了。”

　　柳传志今天反省：“一个汉卡，不宣传也没什么，但是我再三要求公关部宣传他，大家都应该明白自己实际是怎么回事，不能忘乎所以。”

　　倪光南要当董事

　　香港联想上市，原定中方出3名董事，港方出2名董事，倪光南从美国回到香港，提出也要做董事。柳传志很为难，因为中方增加一名董事，港方就要增加一名，港方增加谁呢?找不出合适的人来，对方就会反对。

　　张祖祥对柳传志说：“柳总，你别为难，我退出。”说这句话的时候，张祖祥清楚地记得，1984年他和柳传志一起去倪光南家请倪光南时，倪光南对他和柳传志说过的话：“官我不做，管理我不懂。”

　　张祖祥是香港联想中方总经理，中方的工资由他发，当时中方员工按新华社的标准，拿1000多港币的工资，柳传志悄悄对张祖祥说，“给倪总多加5000元。”不管这算不算不规范的公司行为，反正倪光南接受了。柳传志当时工资也是1000多港币，比张祖祥高30港币。

　　1990年，科学院奖给柳传志一套房子，柳传志将这套房子送给了倪光南。柳传志说：“我当时考虑了一下，不是做思想斗争，关键是我老婆这关要过得去。”

　　直到今天，柳传志和倪光南还住同一栋楼，倪光南的房子是柳传志送的，柳传志的房子是房改时买的。

　　1993年交锋

　　倪光南要辞职

　　在1990年，倪光南认定要开发的项目，别人怎么说都不行，柳传志、李勤当时也提不出反对意见，也认为倪光南说得有道理。

　　到1991年、1992年，柳传志、李勤慢慢理出了“贸、工、技”的思路，觉得倪光南立项太多，几十个项目一起上，联想能力跟不上，技术无法变成钱。

　　第一个冲突，发生在1992年春节，李勤要设总工办，建立立项制度，定出研发的指导思想。李勤当时明确提出，研发是种“西瓜”，还是种“芝麻”?提出研发“是不是应该有重点?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数的一两个重点项目?”来和倪光南商讨。

　　倪光南不同意“芝麻、西瓜”的提法，倪光南认为，科学上很难分清楚，哪是“西瓜”，哪是“芝麻”。李勤说：“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都不吭气了。

　　晚上，倪光南给柳传志打电话，提出辞职，说“总工我不当了，立项审批我不同意，成立总工办我不同意。”第二天早上，又和李勤说了一遍。

　　柳传志、李勤很快妥协，本来已宣布曹之江做总工办主任，只好找个理由，收回任命。辞职事件，尽管以柳传志、李勤妥协告终，但李勤还是坚持住了研发立项审批权。

　　倪光南李勤矛盾越来越大

　　联想研发中心屡屡不能将技术转换成产品，变成产品，也卖不出去，投入80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失败后，李勤和倪光南的矛盾激化了。倪光南认为，失败的原因是“速度慢了”，倪光南要求，动作要快，投入要大。李勤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管理基础和公司能力不足造成的。倪光南要求，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给技术人员更好的待遇，“要不，科研人员要走。”李勤认为，加大投入也没有用。

　　李勤、倪光南的矛盾由来已久，原因是，汉卡一个新版本推出来，必然会有很多考虑不周的地方，到了市场以后，客户会反馈回来很多意见，陈大有根据这意见进行修改，好不容易稳定了下来，到了能够大量销售的时候，倪光南又拿出了一个新的汉卡型号，而这个新型号又要有一个新的稳定过程。

　　作为企业，在老型号钱还没有赚够的时候，新型号按道理是不能推的，而作为研发人员，当然急于展示自己的最新成果，因此，在什么时候推新品上，李勤屡屡和倪光南产生矛盾。

　　告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1993年，柳传志主要在香港，北京联想交给李勤负责，偏偏1993年，北京联想虽然利润不错，但没有完成销售额任务。倪光南就到科学院告了李勤一状：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李勤说：“跳舞是工会组织的，我一共去过四次。原因是，1992年年底，联想和科委、计委联欢，联想的领导班子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没法接待别人，躲在一个角落，特别尴尬，就决定也学一学。”

　　科学院征求柳传志的意见，柳传志态度坚决：“如果你们要听倪光南的，将李总撤了，也把我一起撤了，我们班子集体都不做了，因为没法做。”

　　1994年较量

　　1994年3月，柳传志从香港赶回北京，此时，北京联想已经乱得不成样子，公司正常的会议因为倪光南李勤分歧太大，无法正常进行。

　　柳传志的头疼病一下犯了，住进了海军总医院，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柳传志的医生指导柳传志一个字一个字地睡，一句话一句话地睡，一段一段地睡，最后一夜一夜地睡。医生告诉柳传志能打个盹就是胜利。

　　早上，柳传志到八一湖边散步，看到老头老太太跳舞，觉得这是将倪光南问题暂时撇开的好方法，就去和老头老太太学跳舞，因为，跳舞要全神贯注听拍子，否则就要踩人家脚。“最少在一瞬间，我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使我不想倪光南问题，使我将情绪安定下来。我当时已经焦躁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

　　就在柳传志为怎样调和倪光南问题费尽心机的时候，倪光南的一封信让柳传志坐不住了。

　　倪光南关于车队问题给李总及总裁室的信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

　　王威(车队队长——作者注，下同)在车队说，赵明漪(倪光南夫人)曾找老蔡(办公室主任)反映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这完全是捏造。赵明漪从未找老蔡反映过车队的任何意见。王威倒曾来总工办征求对车队的意见，赵提出：1、小侯在给老倪开车中从未发生过事故，服务是努力的，老倪表示满意。2、去年车队事故多，跑公里数浪费多，应予注意。当事人还有姜延玲同志可以作证。我历来认为，去年车队的问题，第一责任在分工主管的总裁室成员老蔡，第二责任是车队主管。具体工作同志的成绩和错误应实事求是地分析。从事实出发，小侯在给我开车中，是专心、认真的，从未发生过任何违章行为；至于在不为我开车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不了解情况，不作评论。我在任何场合都未说过“小侯给我开车不安全”。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并未表示同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我开车，我都感到是安全的，在管理不好的车队，只好根据事实，我是尊重事实的。我也历来不主张对总裁室成员不加分别地(例如对我)实行专车制度，我从未主动提出要谁给我开车。三月份以来，车队换了小何给我开车，事先并未征求我的意见。但我的原则是，不论谁开，这是车队的安排。车队要精简，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各人的成绩和错误、优点和缺点。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我建议：1、王威应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2、王威应说明他这样做的动机。如果车队负责人有某些不正常的企图，我不认为他领导的车队能提供安全的服务。当然，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倪光南

　　1994年5月3日

　　给倪光南换司机是柳传志的主意，原因是给倪光南开车的司机连续出了四次车祸，倪光南就换司机一事大发雷霆，分明是冲着柳传志来的。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一封信。

　　柳传志给倪光南的信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时，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当老蔡处理这件事情犹犹豫豫时，我非常生气，认为他太软弱，甚至在总裁室会议上，也为此和他激动过一次。

　　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会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们配合十年了，这十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铭存感激，在公司经历的数不清的风浪中，你未必每件都知道处理的经过，根据你初到公司来的约法三章，我是能不打扰你，就不打扰你，但你总是用你最信任的态度和我坚决站在一起，在我们共同奋斗渡过难关的时候，那种胜利的欣慰，也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记得当我们拼力争得了汉卡科学进步一等奖的时候，当1989年中秋前后，你在北京彻夜不眠，解决技术问题以后，我们都像得到诺贝尔奖那样高兴。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96年春节，你在香港试286的板子，到年三十才能回来，我在公司全体员工庆祝春节的会上，提到你仍然在香港奋斗，不由得热泪盈眶，无法自制。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作是一种光荣，我把和你的关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如果有可能，我们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真心做到心心相印，你是个君子人，我信得过你，共商大计，奠定基础，今天的联想，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都处在非常紧要的关头，核心组能同心同德处理问题，尚难保证顺利过关。如果核心部分锣起、鼓不起，则结果很难设想。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十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因为有病，这样做还是很体面的，如果将矛盾公开化，公开冲突就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最近才犯过头晕病，所以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写来很不冷静，所以请原谅。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柳传志写完这封信，做出一个决定，如果倪光南回信，两人还可以好好谈，“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搅和。”

　　倪光南认为，柳传志这封信是写给别人看的，“如果真是写给我的，他干吗留底啊。”

　　十年第一次向我说“不”

　　下面这封写给吕谭平、倪光南的信一定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此信由倪光南提供。倪光南将这封信看作柳传志在十年合作中，第一次对他说的“不”。

　　吕总，倪总：

　　关于在上海建立设计中心一事，我已和倪总表达过我的意见。现归纳如下：

　　一、生产板卡为我们长期的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的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的。

　　二、由于我们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概要有如下条件：

　　(1)要有销售市场(由于我们自己销售板卡，所以此项具备)。

　　(2)要能引进最先进技术(这条目前我认为无把握)。

　　(3)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这条目前尚无较可行的解决方向)。

　　(4)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的开发人员(经过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三、上述四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第三条。这件事情是由香港联想GMO负责的，所以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柳传志

　　94.6.5

　　“柳传志十年里面第一次向我说‘不’，是以便条的方式，没让我下不了台，没得罪我，没开会否定我，他可能是怕伤我，别人不知道此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十年说一个‘不’，可以了，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会再有‘是’了，也可以了，十年得一知己也不易。我离开可能是销售的大解放，但绝对不是开发的大解放。一个人走，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公司整体不会有影响。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此次，倪光南“受伤”很深，因为在上海成立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一事几乎都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香港报纸已经开始报道此事，柳传志在最后时刻刹住了车。

　　跟着，柳传志决定撤换原来的财务总监，倪光南坚决不同意，临了，倪光南甩出一句话，“你要是这样做，我永远和你没完。”

　　跟着，倪光南要求将程控事业部改成子公司，当时程控事业部有80人，是仅次于微机部的第二大部，由倪光南学生领导。柳传志认为，程控事业部本身就亏得厉害，变成子公司完全没法控制，坚决不干。倪光南和柳传志大吵了一架，倪光南指责柳传志，不能提拔年轻人，不肯放权，柳传志无动于衷，气得倪光南出门时和柳传志喊：“我坚决和你干到底。”

　　倪光南突然失去了光环

　　柳传志要削弱倪光南很简单。6月，柳传志出院第一件事，就是讨论确定联想议事规则，讨论清楚，多大的事情，总裁定，什么事情集体讨论。柳传志摆出了自己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

　　倪光南在会上和柳传志吵了起来，倪光南称，“应该董事长说了算，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这是柳传志和倪光南第一次在会上正面冲突，两个副总裁吓得哭了起来。

　　在香港，柳传志将在北京的做法同样演绎一遍，吕谭平表示同意，倪光南当时就和吕谭平火了：“你们香港人……”

　　倪光南以前的意见都能通过，那是因为他是通过柳传志来做的，当柳传志不同意的时候，没人能同意他的意见。倪光南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

　　柳传志称：“倪光南当时有个错误估计，就是认为联想没有他不行。但没有他，我也能成，他就开始到院里告我，院里做了一番调查，老倪挨了8棍，我挨2棍。当时，我内心实际上是不平衡的，既然调查了，我总要有点缺点吧，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我个人意见太第一了?其实我一点都不个人意见第一。调查完，我没事了吧，那你还能当总工吗?真到我要动手的时候，他有什么还击能力啊。”

　　后记

　　《中国企业家》想给柳倪之争划个句号，拿出2.5万字的超长篇幅，由我写两个人“争斗”的内幕，这使我感到有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一方面，我和倪光南关系不薄。1998年5月，我第一次采访他，并用1万字，素描了作为院士的倪光南，当时我对倪光南的“遭遇”是同情的。后来，他转给了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揭发”柳传志“国有资产流失”嫌疑的“包律师信箱”。在“包律师信箱”中其实已经说明了，如果柳传志个人没有经济问题，就不算违法。我不知道当时倪光南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我立即将他划出了孤立无援，受人欺负的形象范围。

　　但倪光南在我心中依然是谦谦君子形象，而且，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他是他那个年纪科学家中，为数不多的，在计算机领域能够跟上技术潮流的人。

　　另一方面，柳传志是我最敬佩的企业家之一，他的策略计划、坚定不移、现实主义、光明磊落，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柳传志是一个有非凡表达能力的人，但是一提到倪光南，柳传志就会激动得满脸通红，甚至语无伦次。

　　所以，一般我都不会去碰柳传志的这根“中枢神经”，不想看他受伤的样子。

　　曾经有一度，在处理两个人的关系上，我将其概括为“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矛盾。这样处理，我可以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地，不在具体细节上纠缠，直接到“行而上”，怎么谈都不会得罪人。而且，定义概念的活儿我也不陌生，我当时将柳、倪之间的冲突定义成“知识”和“资本”的这种说法也很吸引人。

　　但是到后来，我发现这种处理方法容易出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轻率地将“柳、倪矛盾”定义为“科学家”与“企业家”的矛盾，然后，再将美国成熟的调整“科学家”与“企业家”关系的方法拿过来，套到“柳、倪矛盾”上，反而无助于我们认清楚“柳、倪”矛盾的真相与实质。

　　概念之间的纠葛总是说不清，理还乱;概念之间的争论，总是难有结论，因为大家在争论时，使用的概念并不相同，也无法相同。

　　但事实是活生生地，硬梆梆地摆在那里，不容置疑，所以，这一次我采取了白描的手法，将所有能收集到的事实都罗列了出来，让事实说话，让大家评判。我想这可能比从概念到概念的论证要可靠得多。

　　我采访过倪光南三次，第三次采访就在几天前，事后，倪光南两次打电话希望我能将写他的内容和写柳传志的内容分开，就像我1998年写《倪光南研究员》一样，这个愿望可能也是他在最敏感的时期，接受我采访的原因。

　　但是，既要揭示真相，就无法回避冲突，我的目的就是解剖冲突，给人启示。既然是事实，怎么摆出来都不会错，抱歉，不能写一篇让所有当事人都满意的文章。